你学军事，为什么又去做保卫工作了？”这是我一生中不大愉快的回忆：我们1925年进入基辅军校，1927年毕业，本应于1927年初返回祖国，但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有周恩来同志）决定在军校挑选一批中国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继续在苏联深造，兼学保卫工作（当时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学完后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中国学生中共录选不到20人，我是其中之一。虽然很想回国，但自己是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自然也是盼望熬过两年再回国。

    学习保卫工作没有课本，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也就是工作。

    谁知两年将尽，却在1929年末，派我去西伯利亚，进了保卫机关格贝乌（内务部保卫局），在这里一干就是9年。苏联人在一个地方顶多只干二三年就可以调动，而我却动不了，理由是“无人能接替我的工作。”

    到了1938年初，苏联突然决定，保卫机关一概不用外国人。但我的直接上级仍想把我拴住，他向中央请求把我留下从3月报上去，到8月得到批复——“无一例外”！包括我这个干了9年保卫工作的中国人也必须立即离开。我得知后，既愤慨，又高兴。愤恨的是对他们那种无情无义（我的妻子阿丽亚比我还气愤）；而十分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脱身了。

    按苏联的规定，保卫干部脱离格贝乌时除了一次领取几个月的工资外，还有退役费、养者金等一笔可观的卢布，会计也已给我算出，但是我没去领，一分钱也没要，带着妻子和孩子急急奔赴莫斯科，找到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他就是任弼时同志。毛泽东问我有没有愉快的时候？

    在西伯利亚，我们的机关设在中心城市新西比尔斯克，管辖着从乌拉尔山以东至雅古吉亚、赤塔、布利亚托蒙古利亚，以及阿尔泰山区的广阔范围。9年中我的主要收获是跑遍了整个西怕利亚，把西伯利亚摸熟了。

    1931年开始，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使我的主要任务成了为越境进入苏联的中国公民服务，这是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前后接待、安置了有名有姓的中国人15000余名，其中有丁超、李杜、王德林、马占山、苏炳文、冯锡九、吴德林、吴义成、于九江等抗日将领和知名人士，也有共产党人扬明斋等。他们大多数人在苏联学习休整之后，经法国到上海或从新疆过境回国后继续领导抗日部队或继续做抗日的工作。

    从东北的中苏边界越境跑到西伯利亚的中国人，给我们讲述了日寇在东北的滔天罪行。例如；日军强迫中国人为他们修筑军用工事，在山区挖洞修筑飞机场。工事完成后，为了保密，便把被迫干活的中国人全部活埋或投入大江，而埋人的大坑还要中国人自己挖就，再跳进去被埋掉。闻之令人发指！祖国正在受难！我的同胞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使我烦燥焦虑，归国之心更切，可仍然是“离不开”！

    九年中我最大的不愉快之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桎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曾经是列宁所深恶痛绝的！列宁作为俄罗斯人，对沙文主义最了解，对它的危害和危险性了解得最透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也最坚决、最埋直气壮、毫无顾忌，十分有力。在列宁的努力下，也确实得到过抑制。但这毕竟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要根治也难。列宁逝世，斯大林是最高领导。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不仅不能象列宁那样大张旗鼓地反对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反而为了自己能站住脚，甚至表现得比俄罗斯人还要俄罗斯人。不说别的，仅就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而言：九年中我深受排挤、压抑之苦。为党为革命，我自己甘心受苦受累，甚至象奴隶一样被役使，可是当工作有了成绩，应该得到奖励或提拔时，上级一看是个外国人，就被抹掉。这种事多次发生！

    并不是说俄罗斯人个个都是沙文主义者，例如我的夫人阿丽亚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