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峰：“要经受一次批判。”冯雪峰表示，他怕被搞成“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周扬表示，着重批判思想，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团成员，并要冯雪峰在会上做检查。那次谈话从下午四点到七点，谈了三个钟头。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也参加了，他们只是偶尔插几句话，冯雪峰也很少讲话，主要是周扬一个人讲。

    8月13日邵荃麟“小结”性质的长篇发言，在全面批判了丁玲陈企霞之后，也讲到了“雪峰同志的反党错误”，说像他这样一个在党内有30年历史、担任过重要工作、参加过长征、住过上饶集中营的党员，和党的关系却一直不正确，说抗战开始后雪峰在上海和领导吵了一架，后来脱离党组织，跑回浙江老家去了。邵荃麟说：1953年二次文代会，就存在一种党内分裂的危机，我那时工作确实困难得很，一个《文艺报》是插手不进，要调陈企霞，就说是“调虎离山”，一个文研所是碰不得，一碰就大闹情绪，一个《人民文学》，文井去编了，丁玲、雪峰一篇稿不给。邵荃麟还批判了雪峰的文艺思想，说他同情胡风的思想，对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不同意的。

    邵荃麟稿子里本来没有批判冯雪峰的内容，是9日中南海会议之后，周扬要他加进去的。邵荃麟没有谈比较敏感的左联那一段，只说“1927到1937十年中，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在领导左联工作闹得不好，形成党内分裂的情况。这可以由其他同志来讲。”设了一个悬念，埋下一个伏笔。

    真正对冯雪峰形成合围之势的，是8月14日大会，是夏衍的“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下午两点开会，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第三个出场，手里拿着稿子，是有备而来。他的发言内容多半是谈历史，先谈到丁玲：“我认识丁玲大概有二十八九年了，但是我大概是和丁玲接触最少、谈话最少的一个人，我不愿意多谈过去，但是为着了解这个人，不能不讲到二十年前的历史。”接着讲了一段“历史”：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冯达被捕之后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把国民党反动派扼杀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场政治事件，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一场风月恩怨，此种“解释”颇为新鲜！

    接着就转向雪峰：“既然拉上了雪峰同志，我就想对雪峰同志讲几句话。”

    夏衍说，1936年雪峰从瓦窑堡到了上海，不找我们，不找渴望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先找了鲁迅先生，又去找了胡风，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介绍和批准胡风入党。解放后上海有一条抗拒执行党的文化政策的线，即雪峰、胡风、刘雪苇、彭柏山等。夏衍说：“我不能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我们几个人被诬陷了二十年，今天要在这里讲一讲。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别的问题这里不谈，我只谈其中有关所谓‘内奸’问题的一段。”然后，夏衍就有关“四条汉子”一段内容做了说明。

    夏衍发言之后，会场气氛十分强烈，许多人很激动，许广平、沙汀、楼适夷发了言。2002年2月6日，李纳对笔者说，我挨着周立波的爱人林兰坐着，看见冯雪峰头发都白了，觉得他很可怜，我们本来对他印象都很好，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黎辛回忆说：8月14日会议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与事实不符的《答徐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