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中”，顾维钧保持着恭恭敬敬的沉默。不久，他便被任命为总理的秘书，这是唐绍仪八个秘书中最年轻的一位，其他的人大都在四五十岁。顾维钧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处理总理与外国有关的一切函件，他的工作相对轻松，但他在八大秘书中的排名却是第四位。

    很糟糕的是，唐绍仪不久便因为各种问题而与老上司袁世凯关系闹僵，一气之下他辞去了总理职位，跑到了天津。按惯例，顾维钧与其他七位秘书也随同辞职，顾维钧还亲自追随唐绍仪去了天津。不过，这一趟也颇有收获，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顾维钧与唐绍仪的女儿唐梅彼此产生了好感（实际上是唐绍仪看上了这个佳婿而有意介绍的），并开始了一段婚姻（唐梅在1918年于顾维钧的欧洲任所不幸感染西班牙流感而病亡，遗下一子一女）。

    袁世凯并不想失去顾维钧这个人才，他派人给顾维钧传话，让其回总统府任职，而唐绍仪也认为内阁任职与总统府的任职并不冲突，建议他回去复职。顾维钧说，外交次长颜惠庆也邀请他到外交部任职，唐绍仪说，两个都应承下来，这就像做总理秘书与总统府秘书一样，并无妨碍，而且唐绍仪郑重地告诉顾维钧，外交部是他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的地方，由此也指明了顾维钧的事业发展方向。

    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能说十分流利的法语，但不会说英语，国语也因为常年驻外而略显蹩脚，不过，他和顾维钧同为上海人，因而将这个小同乡安排为自己的秘书，每次要会见英语国家的使节时，顾维钧都要充当翻译。

    在此期间，最令顾维钧感到不满的是，外交总长在答复外国使节提出的问题时，不是召其来外交部，而是派秘书前往使馆答复，而这种任务常常落在顾维钧的身上。顾维钧学外交出身，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是不符合通常的外交惯例的，但这种惯例却通行于亚洲国家，特别是在庚子年后。

    除了在外交部任职外，顾维钧还担任了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因而几乎天天都要去总统府，不过，顾维钧并不是天天都能见到袁世凯，而只是在袁世凯会见外国使节或者显要人物时，才会安排他做翻译，其他时间则一般是处理大总统的英文函件和公告。在与袁世凯多有接触后，顾维钧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极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虽然他从来没有留过洋，也不认识一个外国字。另外，顾维钧还认为，袁世凯虽然是民国大总统，但他对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并无认识，这或许是他在种种乱象后求助于帝制的原因之一。

    袁世凯当政期间，其碰到的最为棘手的外交难题便是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强占青岛并提出“二十一条”，这个问题的后患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作为外交与国际法的专家，顾维钧、伍朝枢（外交家伍廷芳之子）、金邦平三人应邀参加了袁世凯主持的内阁会议，由此了解了从提出“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乃至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全过程。

    在国力大不如人的情况下做外交，是一件难度极高也极容易受人诟病的事情，陆征祥、伍廷芳、施肇基、顾维钧乃至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便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不过，顾维钧却是个特例，他的升迁也是极快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他在进入外交部一年后便升为参事，1915年7月即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三个月后便被提升为驻美国公使，这在当时是不亚于驻英国公使的外交重要职位了。

    顾维钧出任驻美国公使时还不到27岁，而且这出自于袁世凯的亲自安排。事实上，顾维钧出任驻墨西哥公使不过是为他出任驻美国公使做个铺垫，以免给人少不经事的感觉。但可惜的是，半年后，袁世凯死了。

    此后，少年得志的顾维钧便陷入了民国政治的大染缸中，任凭他有一身本领也无从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