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是他在后来的各届内阁中虽担任过各种部长甚至是亲自代理或组阁而又“不肯出力”的原因吧。就民国这样的政治大泥潭，即便是顾维钧想出力，恐怕也找不到着力点呢！

    以顾维钧的才能和地位，其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成就是那般的不成比例，唯独的一个亮点是巴黎和会。虽然中国外交失败了，但顾维钧在和会上的抗争，可圈可点，虽败犹荣。

    巴黎和会曾带给中国人很大的憧憬和幻想，以至于它给中国人的伤害也同样的深。在和会开幕前，中国外交代表团派出规模堪称豪华的阵容（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驻欧洲使节），但大会只给中国安排了两个正式席位，这给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他手下至少拥有五名出色的外交家：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胡惟德，好在席位可以不限代表，这几名外交家才得以轮换出场。

    和会上绕不过去的是“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受邀前去陈述意见，这个重任便落在了顾维钧的身上。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在和会主席团“十人会”上发表中国政府对“山东问题”的声明，这次发言长达半个多小时，顾维钧从国际法、历史、现状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并赢得了各国首脑们的一致称赞。美国的威尔逊总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等人都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并盛赞这次发言是一次“卓越的论述”，这与前一天日本代表发言后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外交与国家利益毕竟不是靠精彩的演说所能争取来的，尽管顾维钧表现出色，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仍旧遭遇惨败，非但“山东问题”未能解决，就连保留意见的权利都未能实现。在和会即将结束之际，中国代表团面临着“签还是不签”的困境：签，则使得日本侵占青岛及继承原德国权益“合法化”；不签，则可能失去加入国联并获得相应权利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爆发了，拒签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在争取“保留附于约后”失败后，代表团于签约（6月28日）的前一天电示北京政府，说明拒签的理由，但吊诡的是，北京复电称对此事已有指示，为何代表团没能收到？北京发来的这份电报事实上是在和会规定的时间（即6月28日下午三点）后才到达的，其训令明确指示“拒签”，但何以会在签字时间之后才到达，其中是否有外人搞鬼，颇费思量。

    代表团在不明确北京政府指示的情况下，断然决定拒签。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和会的最后一天：“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这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顾维钧的话是对的，中国可以缺席这次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但中国能永远缺席于世界的大舞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