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人员以自卫计，不能再忍，乃截捕暴徒十一人，……嗣右任、稚晖不予深究，乃稍加训导，遣之归去”。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恨地说：“学生之横狂如此，而先辈诸书生，犹主宽柔纵容，将使全国秩序不定，陷于无政府态度矣！”这已经开始露出杀机了。毕竟，一个为人尊敬的教育界元老、一个国民上将，被学生如此暴烈的行动对待，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事后，蔡元培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他理解学生忧患国难的情绪，但对于“学风沦替”的现状深表忧虑。12月17日，事态非但未平息，反而进一步扩大化，南京、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数千人于当天举行联合大示威，再次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将悬于大门口的党徽、岗亭布告栏等砸毁，绑架了门外警察及党部职员7人；下午，又将《中央日报》报社捣毁并放火焚烧。由此，国民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及宪兵进行镇压，并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近百人，史称“珍珠桥惨案”。

    蔡元培先生并不是第一个挨学生打的中央大员。早在9月28日，南京、上海2000多名学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因为当时下着倾盆大雨，交涉又不得结果，结果转到外交部并闯入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王部长在应答不及之时，已经吃了学生两记愤怒的耳光。事后第三天，王正廷便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多年后，王正廷回忆说：“我在外交生涯中，有一桩最得意的事，也有一桩最倒霉的事。最得意的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自己也感到扬眉吐气。最倒霉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代人受过，被请愿学生打了两记耳光。”与此同时，施肇基大使也在巴黎遭到了同样的待遇，他在被学生代表打伤并受侮辱后愤而辞职，同时辞职的还有代理外交部长顾维钧。

    梁漱溟曾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但是，“风气”一说，固然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意思，但“自由”过了头，动辄革命或运动，恐怕就不是“爱国”而要“误事误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