羹。而且，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是毫无疑问的主力。

    可能是因为年龄、地位、阅历的变化，蔡元培先生对于“五四”之后的学生运动持明显的不赞成态度。1920年冬，他在湖南长沙的演讲上就指出：“五四以后，社会上很重视学生，但到了现在，生出许多流弊。学生以自己为万能，常常想去干涉社会上的事和政治上的事。不求学专想干涉校外的事有极大的危险。”蒋梦麟后来在回忆中也提到：“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不幸而言中。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费风潮”，学生们以请愿的方式要求学校废止讲义费，一度闹得很大。蔡元培对此极其反感，他甚至冲到人群的面前愤怒地说：“我和你们决斗！”在风潮不息的情况下，蔡元培愤而提出辞职，并称：“废止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惭愧。长此以往，将愈增元培罪戾。”尽管此事以校方退让告终，但蔡元培仍旧于次年辞去校长一职（因教育部代理部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一事），由此离开北平，再未回去。

    在“二次革命”以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已经从革命转向了改良，譬如他对孙中山以“护法”为旗帜另立南方政权之举就不甚以为然，一度还引起了国民党人的非议。“五四”之后，蔡元培对各地学生竞做爱国运动的现状甚为担忧，他反复重申“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但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压迫和不断恶化，他的话显然不入学生之耳，甚至与学生几成对立之势。

    1928年后，蔡元培开始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原本与教育界脱离直接关系，但在1931“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并由他出任委员长，这使得六十岁的蔡先生再次被推到了学生运动的风头浪尖。

    12月14日，蔡元培在国府做报告时称，国难期间，学生之爱国运动决不能荒废学业，“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但就在第二天，北方各校南下的示威学生与南京本地学生五六百人便来到中央党部门前示威请愿，一时间群情激奋，局势几近失控。不久，蔡元培和陈铭枢被委派出来接见学生，但令人震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蔡元培先生还没说上两句话，即被学生拖下殴打，陈铭枢也被学生用木棍猛击头部，当场昏厥。

    当天的突发事件，报纸上是这样记载的：“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后被解救送往医院，所幸无大碍；示威团则在《告民众书》中描述说：“庄严而华丽的外交部被群众捣毁了，外交部的招牌被粉碎了，国民党的旗帜也被扯了下来！”（又至中央党部）“蔡元培和陈铭枢出来接见。蔡答复质问，我们第一个质问：为何北平市党部压迫反日运动。蔡答应查办北平市委。我们回答他说：北平市委是受中央党部领导的，他的错误中央党部应该负责。……我们认为，现在整个国民党是欺骗群众的，屠杀群众的，出卖群众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政党，我们要从此拒绝他们的狗东西欺骗我们，要高呼打倒！”我们“捣毁了中央党部的窗子，打僵了蔡陈两个走狗”。

    党国要人邵元冲在日记中称：当时里面正在开中央临时常会，蒋介石提出辞职，获得通过。学生“夺门而入，逢人即殴，遇物即毁，并劫去守卫枪支，欲加放射，中央工作人员以忍不与较，受伤颇多。常会乃推蔡孑民、陈真如两君前往答复，即为暴徒攒殴，并将蔡拽去，中途始释，陈亦受伤倒地。……当时中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