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龄这派人想要上位的话，必然引起另两派人的警觉和反感。

    在这些人中，郭松龄与杨宇霆的矛盾最大，因为这两人都刚愎自用，恃才傲物，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当时杨宇霆任奉军总参议兼参谋长，无论是政务还是军事，张作霖都倚之甚重，言听计从，可谓是奉军中极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掌握了奉军劲旅，背靠少帅张学良，可谓是旗鼓相当。两人的政见一向不合，因平时的争权夺势而积怨很深。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李景林当上了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了山东督办，杨宇霆做上江苏督办，姜登选则上任安徽督办，出力最大的郭松龄反在战后的地盘分配中颗粒无收。张作霖原本是准备安排姜登选作江苏督办而让郭松龄当安徽督办的，但杨宇霆突然跳出来把江苏督办的位置给抢去，因而姜登选便代替了郭松龄出任安徽督办。

    按张作霖的想法，固然是传统的按资排辈，先照顾老同志，但对于郭松龄一派人来说，这就是奖赏不公，由此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在此之前，郭松龄已经派出一个旅前往安徽蚌埠并做好了出任安徽督办的准备，谁知道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心中的激愤可想而知。

    张学良也理解郭松龄当时的心情，事后他回忆说，“分配权力郭松龄没分配着。郭松龄他自己就跟我讲，他说，算我倒霉，当你的部下。旁人都起来了，都是督军了。我不但没有督军，还是在你底下当个副手。可是你被你爸爸压着，我可倒霉了。换句话说，那时候要人打仗干活都是我的军队，可是请功领赏不是我。”为了安慰郭松龄，张学良让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传话说：“将来他（郭松龄）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但是，现在还不是时机，尚需少安毋躁，届时一定会解决好这个问题。”但是，郭松龄此时已经忍无可忍，不想再等待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前往各地占领地盘的大都是奉军的次级部队，其精锐部队“一三联军”改由“京榆驻军司令部”管辖，其中包括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外加工兵一团，兵力达七万五千人，这些便是奉军的最精华部分，而军权掌握者为张学良，郭松龄副之。张学良所兼职务太多，军权实际上掌握在郭松龄手中。

    由于郭松龄夫人韩淑秀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特殊关系（据张学良称，郭松龄与冯玉祥的联系便是通过两位夫人进行的），冯玉祥的“北京政变”难免会对郭松龄产生影响。郭松龄和一般的北洋军人不同，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参加过革命，经历和冯玉祥类似，因此对军阀的那一套作风很看不惯。另外，冯玉祥成功倒戈后，势力扩展迅速，这事实上是给郭松龄树立了一个榜样。相比而言，郭松龄在奉军中的地位和实力远比冯玉祥在直系中更为优越，既然冯玉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那他也同样搞一下“反奉倒张”，自己当个东北王，胜算应该是很大的。

    据说，郭松龄倒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年他奉派前往日本观操时，偶然得知了日本与张作霖的卖国密约，出于爱国热忱而愤然倒戈。此次日本观操，冯玉祥也派了部下韩复榘前往同去，于是郭松龄便通过韩复榘与冯玉祥达成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共同反奉。与此同时，郭松龄又与同样受到排挤的另一个奉系势力李景林达成默契，准备合作。

    1925年11月22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返回沈阳，讨论对冯玉祥国民军的作战问题。郭松龄以为事已泄露，时不可待，便当机决定倒戈反奉，并于当天发出三道通电，宣布主和拒战，并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主政，严惩主战的罪魁祸首杨宇霆。

    当天晚上，郭松龄在滦州召集军事会议，到会的“一三联军”军官有近百人，郭的夫人韩淑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的会场气氛紧张，戒备森严，担任警戒的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