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后，因为许崇智、陈炯明等人的粤军经常有战事发生，孙中山屡次急电召蒋前去军中服务；另外，在1921年的6月，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去世，他还回老家浙江奉化处理丧事并守灵一段时间，就算他蒋介石有三头六臂，当时恐怕也是忙不过来的。

    蒋介石在这些商号中的所谓“投资”，颇多吊诡之处。首先，蒋介石投资的钱从何而来？从历史上看，蒋介石从读书到投身革命后，期间没有从事过任何正经行业，家里也并不富裕，其与兄长分家时不过得老宅三间楼房，在溪口镇上有一间商铺，加上微薄的田租，其在各商号中动辄投入上万银元入股，似乎天方夜谭，难度太大。

    其次，在这些商号中，大都是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朱守梅等人一起合作，其中张静江的作用尤为突出，特别是在资本投入方面，譬如在恒泰号，蒋介石的股本便是由张静江代入的；陈果夫大体上是一个操盘手的角色，蒋介石是一个监管的角色；至于戴季陶，更是一介书生，他不应该有这么多钱、也似乎未参与这些投资的具体业务。

    从已知的这几个商号的运作上来看，张静江似乎起到了核心作用，而他本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理财人，当孙先生在广州需要钱款的时候，都是通过张静江来周旋，甚至直接从陈果夫、蒋介石的账上划拨调剂。据国民党内部人士称，当时党内基金完全由张静江掌握，很多散在各地未跟随孙中山去广东任职的人，经孙中山批准后就可以在张静江处领取津贴和活动费。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这些人在交易所的经营所得，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公款，而其资本来源，也极有可能是公款。

    孙中山先生革命了一辈子，也筹了一辈子的款，但在民国前，一直收效甚微。据说，在袁世凯死后，孙先生倒是得了一笔巨款，有人说他收了德国政府的200万马克，以利用他的影响力去阻止北京政府对德宣战，这大概就是外交中所谓“秘密献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留学德国的台湾历史学家李国祁博士在研究后认为，德国原赠孙先生的数目为200马克，但孙先生实际上只收了100万；另外的100万，据猜疑是经手人中饱私囊或德国另送他人（李国祁：《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载《中国国民党建党80周年纪念》）。

    关于此事，又有人说，当时的上海犹太富商哈同捐给了孙中山五麻袋钞票，遂得以率海军舰队南下。这种演义式的说法，似不可信。另有史料披露，当时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在呈国务院的报告中称：“据广东督军陈炳焜报告，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150万银元。孙以50万元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30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驻外领馆呈国务院之报告USDS893.00/2707号，载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由此看来，这事并非空穴来风、捕风捉影。

    如果这笔钱属实的话，1917年程璧光的海军舰队南下宣布起义及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南下广州可能与之相关，因为民国后海军的地位颇为尴尬，爷爷不亲、奶奶不爱，靠着地方军阀的救济才得以维持，经济上十分困窘；而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更是砸了北京那些议员们的饭碗；如果没有大笔的经费，很难想象这些人会因为道义而南下，因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批人大都是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的势利眼货色。

    张静江等人在上海交易所投机的资本是否来自于这笔钱，目前尚不得知，但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重合的。在1920年到1922年间，上海证券市场的泡沫大得惊人，就拿交易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