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发而北上（一说是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去指导工作），当时充当苏方临时总顾问的季山嘉与蒋介石在多个问题上发生冲突，而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则紧紧跟在季山嘉的后面，由此，汪、蒋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两人的政治蜜月宣告结束。

    季山嘉与蒋介石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北伐问题，蒋介石希望能尽快北伐，而季山嘉认为各方面条件都准备不足，北伐应该从缓；二是军队组织与经费问题，军委会曾在2月6日决议拨给黄埔军校30万元经费，王懋功的第二师12万经费，但在第二天，又突然改成黄埔军校27万元，第二师增至15万元，这让蒋介石感到十分不安，因为第二师虽然归他节制，但师长王懋功是汪精卫的人，蒋介石认为这一变动一定是季山嘉在背后起了作用，而目的是要让第二师从第一军中独立出去。

    而在这时，广西军队被改编成第八、第九军，算上广东原有的六军，第七军的编制就被空了下来，这让蒋介石更加怀疑汪精卫、季山嘉是要让第二师升级为第七军。为此，蒋介石于2月26日突然将王懋功扣押，改派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已经是“中山舰事件”的预演了。当然，这尚属于蒋介石的职权范围，后来广西军队也获得了第七军的编号）。

    1926年初，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吴佩孚及张宗昌的军队在南口展开大战，国民军因冯玉祥此时正访问苏俄而遭到惨重失败，不智的是，季山嘉此时又提出由海路运兵到天津援助国民军及建议蒋介石到北方帮冯玉祥练兵的计划，这更令蒋介石感到疑惧万分，他认为这是汪精卫、季山嘉企图将他赶出广州的图谋。

    为了缓解压力，蒋介石在此期间辞去第一军军长的职务（改由亲信何应钦接任），随后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卫戍司令之职，军委会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他也避不就职。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有意留中不发，既不批准，也不挽留，这让蒋介石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心情坏到极点，对汪精卫也恨到极点。2月27日，蒋介石去见汪精卫，“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令季山嘉回俄”。而在蒋介石提出“赴俄休养”的要求后，他与秘书陈立夫的护照却很快办理了下来。在蒋介石看来，这所有的一切，背后都可能潜藏着巨大的阴谋。

    就在这个敏感时期，“中山舰事件”爆发了。“中山舰事件”也被称为“三二零事件”（1926年3月20日发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该事件被认为是近代史上的一桩谜案，而最主要的当事人蒋介石在事后也是吞吞吐吐、欲遮还掩，说是要等他死了，届时将日记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疑大白于天下了”。

    如今，事件中的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蒋介石的日记也已公布，尽管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并已接近大部分的真相，但鉴于偶然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桩历史悬案的谜团，至今都不能说是完全解开。

    目前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的主要观点以杨天石先生为代表，其在《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中详细梳理了整个事件的过程：1926年3月18日午后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因为外洋定安火轮被匪徒抢劫，让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火速派巡舰一艘前往保护。该电话系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事雍所接，其因黄埔军校无船可开，随后便自作主张打电话请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驻省办事处接电话者系交通股股员王学臣，王学臣因电话听不清，搞不清是何人的命令，因而“想情系教育长（邓演达）之谕”，要求也升级成了“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

    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接到王学臣的报告后，随即亲赴海军局交涉。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