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因公外出，其下属作战科科长邹毅即当面应允派舰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调用。此后，欧阳钟自称他“即返办事处”，但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中记载称带其面见李代局长，而李之龙的夫人也称欧阳钟当晚到了她家并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并留下邹毅的信函。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当即下令派中山舰前往。19日晨7点，中山舰出港；同日，作战科科长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照办。

    由此，杨天石先生认为，中山舰的调动是一次偶然性的事件，从这个过程可以澄清之前的以下几个谜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多年来，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不能成立。第二，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第三，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而欧阳钟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的侄子。

    孙文主义学会系国民党的右派组织，其一直反对“联俄”及“国共合作”政策，在该事件发生前，其中的一些人便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及海军局阴谋武装政变的谣言，其中难保已入蒋介石之耳。中山舰在开出后，正好遇到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俄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将中山舰调回广州。

    据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在3月19日下午一点钟时，他接到李之龙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以备苏俄考察团参观的电话，他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但事后，蒋介石感到事情十分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19日上午，“有一同志”一连问了他三次：“你今天黄埔去不去？”“什么时候去？”（这一同志即汪精卫。）

    而在此之前，注精卫对蒋介石的辞呈既不批准也不挽留，这使得蒋介石认为这是汪精卫在“间接地暗示我离粤。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真使我进退维谷。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

    蒋介石的日记清楚地表明，他当时怀疑汪精卫等人在搞阴谋，要“干他”或“赶他”。而他此前曾以自请“赴俄休养”试探汪精卫，而汪精卫却是同意的。由此，蒋介石一度心灰意冷，并打算准备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日记上云：“上午，准备回汕休养。”）。但“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蒋介石突然决定返回，并对“中山舰”一事采取镇压措施（陈立夫也称，蒋介石已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在车上，他劝蒋介石说：“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

    20日晨，蒋介石下令广州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与此同时，苏俄顾问也受到监视，包括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在内，卫队均被缴械。

    事变后第二天，汪精卫即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病假，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