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人署理。据杨天石先生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文中的判断，汪精卫之所以迅速退让并一败涂地，主要原因在于苏俄顾问的妥协，其中尤以布勃诺夫的意见最起作用。布勃诺夫认为引发该事件的原因是苏俄顾问在军事工作和政治领导上出现了严重错误（过度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而引发中国将领的反弹）。

    22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派人来问蒋介石：“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介石称“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24日，布勃诺夫使团离开广州，季山嘉也同船回俄。由此，汪精卫彻底垮台，其随后称病迁居就医，并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5月11日汪精卫秘密离粤赴法）。在这场奇变中，蒋介石大获全胜，其在3月26日的日记中称：“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杨天石先生认为，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中山舰事件”有偶然性的一面，也有必然性的一面；就蒋介石误信孙文主义学会等人的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但就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激烈斗争及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山舰事件”其实是一场不彻底的政变，也是蒋介石的一次政治投机与试探，但因为其他方（苏方及汪精卫等方）的退让，蒋介石未受到任何抵抗而以全胜告终，蒋介石所说的“所谓政治，全在权谋”，大意如此。类似的事件，在蒋介石之后的统治时期，还有很多要等着上演。不过，尽管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并夺取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但其统治地位是不稳固的，这大概也是他当年要急于北伐的原因，因为北伐可以为当时的内乱寻找一条出路，所谓“问题外界化”是也。

    补充：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了许多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里头对于3月20日之变以前的阴谋，一点也没有记载，独至在3月20日之后，俄国顾问团在东山开秘密会议时，那讨论和决议倒清清楚楚的有记录。当时黄埔军校的俄国顾问斯板诺夫在会议上报告3月20日的经过，说事变之前，一点也不知，但他的意见以为为求国民革命完成起见，俄国仍应利用蒋介石。就是俄国使馆给莫斯科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献议。为了这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先生。第一，说明我在武汉当时已面质过汪先生，汪先生极力否认此事，而且证以当日汪蒋相依为命的情形，汪虽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说明别发书庄有这些俄国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国顾问有谋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迹也没有，至3月20日之后俄国顾问还主张要利用他。……末后我更请他买这一本英文小册子一看，因为宋美龄夫人是懂英文的。”（别发印书馆是近代以来在华的著名印刷机构之一，1870年由英商别发洋行创办。那套文件即指《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但该套文件并不完整，因为在张作霖派兵冲进苏俄使馆时，一些文件已经被烧毁，一些秘密可能已经化为灰烬，而且文件清查也非全部，因为“文件堆满两屋，清检不易，其俄文部分，更需逐一翻译，尤费手续，迭经警厅公布，多只目录清单”。《苏俄阴谋文证汇编》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亦有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