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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三湘大地烽烟再起
中维持中立而被袁世凯逼走,改由海军次长汤芗铭出任湖南都督。

    汤芗铭是湖北人,其兄便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汤芗铭曾中过举人,后来改习海军并到欧洲留学五年。回国后,汤芗铭进入海军,并出任了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在辛亥革命中,汤芗铭率领舰队起义,后来被袁世凯委为海军次长之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汤芗铭重披战袍,率舰队前往江西、湖南助攻,并由此接任了湖南都督。

    在洪宪帝制中,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喜出望外,随后封其为一等侯,不料护国军起,局势大变,汤芗铭在其兄的劝说下又仓皇宣布独立。袁世凯得知汤芗铭都倒戈了,气得病情加重,是谓“送命二陈汤”也(“二陈”即为陕西的陈树藩和四川的陈宦)。

    尽管汤芗铭气袁有功,但他毕竟是帝制运动的积极分子,最终为湘人所不容,后来被逼出湘,而谭延闿则卷土重来,做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上任伊始,谭延闿便搬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口号,叫“湘人治湘”,实则是再次贩卖他“严守中立”的看家法宝,防止其他势力觊觎三湘大地。

    说起民国初年的口号或者说理念,那可谓是不胜枚举。就拿“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之类的来说吧,意思就是由本省人来治理本省,具体体现便是由本省人来做本省的都督,如黎元洪做湖北都督(黎为湖北黄陂人)、阎锡山做山西都督(阎为山西五台人)、李烈钧做江西都督(李为江西武宁人)、谭延闿做湖南都督(谭为湖南茶陵人)、陆荣廷做广西都督(陆为广西武鸣人)、胡汉民做广东都督(胡为广东番禺人)等等,诸如此类。

    民国初年,南方民党推荐参加革命的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结果引发了袁总统世凯和唐总理绍仪的一场冲突,弄得最后,唐总理被逼挂冠而去,未尝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导致。南方民党的推荐理由很简单,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由他出任直隶都督理所当然。唐绍仪对此本已答应,但直隶是什么地方?袁世凯岂能容忍卧榻之侧来个革命党做都督?此事闹得不欢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湘人治湘”及其类似的理念,其实是各省自治的初级阶段,后来还扩展成“联省自治”的高级阶段,其滥觞便在于此。

    与“湘人治湘”类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军民分治”。所谓“军民分治”,就是要将各省的军政事务与民政事务分开,一来防止军阀专权,二来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时候,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兼管军事民政司法狱政的,后来清末搞什么统一军权,把各省都督巡抚的军权收去,结果总督巡抚控制不了各省的新军,这其实也是清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清末统一军权的政策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操之过急,结果辛亥革命一爆发,各省新军各行其是,把老的总督巡抚赶走,自己做督军。君不见,民国初年的各省新贵,那些新军的将领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锷、李烈钧、阎锡山等都督,他们当时也不过就三十出头,倘若不是武昌起义的机缘,如何能发生此等不可思议之事?以他们的知识、阅历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阎锡山这样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民国建立后,各省大权均集中在都督手中,这对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自然不利。于是,袁政府也就接过前清的政策,打出“军民分治”的旗号,要将各省都督的权力分离,也就是在各省分设省长和督军两职,省长管民政,督军专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牵制,而中央政府也可借以统一政令,防止地方军阀的危害出现。

    不管是口号也好,理念也罢,“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都可以说是好东西,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东西是好东西,但执行起来却走样变形,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关键还在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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