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授机宜，并不与督臣会办，其所措施，实与目下实情不合。”

    其实，在11月12日的时候，赵尔丰就已经同意释放被捕的保路派首领。到14日预备放人的时候，颜楷的家属戚友多人买了鞭炮，赶到总督府的西辕门，预备在众人出来时大肆庆祝。这令赵尔丰大为反感和狐疑，临时改了主意，暂不放人。斡旋者赶紧通知各家家属，绝对不可刺激政府。次日，众人释放。在释放前，赵尔丰约见了蒲、罗等人，将端方、瑞澂、盛宣怀、玉崑等人的来往函电摊给他们看，说：“非弟之不情，实端、瑞、盛等迫弟至此耳，望诸君谅之。”

    当日，特派员从资政院带回的会议记录就摆在了盛宣怀的案头，他“展读之下，不胜疑诧”：“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一千万两，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每项罪名他都无法接受。于是，盛宣怀在当日及次日用两天时间写就了答辩状——

    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盛宣怀成为讨论的主题。这一天下午1时会议开幕，资政院总裁世续却称病不出，由副总裁、教育部副部长（学部右侍郎）李家驹主持。

    第三封电报还是来自盛宣怀，这位作风细腻的部长对岑春煊的行程作了安排：从上海到宜昌，由招商局专轮护送，而从宜昌到重庆则准备借英国或德国的小军舰出行，“正值大水，若无阻，可速到”。

    议员汪荣宝问：“日本之千万两，亦根据草合同乎？”议员程明超问：“定合同时，资政院已成立，何不交议？”议员王佐良问：“去岁开院时，外人函催签字，何以会期之内竟不交议？”

    议员刘荣勋赞同道，自立宪以来革命之说本已渐息，等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解散人心”，“革党乘机煽乱”。议员籍忠寅附议。邮传部特派员举手请求发言，“众止之”。于是进行表决，将议员的意见加入议案，由秘书官“朗读修正案”，进入二读。

    10月中旬，同志军攻占资阳后，成都的电报通信被切断，赵尔丰与中央政府失去了直接的联络。成都“蔽塞不通”，“内外无闻”，“北京究竟是何景象”毫无所知。得到太后逃出北京的消息后，他在11月25日召集了高级官员会议，在会上“涕泣良久”，告诉大家“京师失守”。

    吴璧华说：“这自然要先定一个妥善的办法，不但为大帅，就为四川，也不能糊里糊涂放下就算完事的。”

    邵从恩、陈崇基这才放下心来，同意去总督府。赵尔丰告诉他们：“我从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望你们赶快替我补救。”邵从恩则回答说：“我们都是一般年轻人，在政治上毫无经验，以后还求大帅随时指示。”

    至此，面对遍地烽烟的四川局势，朝廷的应对阵容算是确定了：端方继续专门办理铁路国有事宜，岑春煊则负责剿抚“会党乱匪”，在岑春煊到来之前，由端方负全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他的下台已经毫无悬念，只待两位钦差大臣到位。同日，朝廷下令从陕西和湖北调派军队入川。

    在新政权粉墨登场的时候，列强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四川这一巨变。新政府立即行文各国领事机构要求获得承认，列强中的老大英国总领事务谨顺明确答复：如果政体的变化不损害外国人的权利，那是由四川人民自己决定的事；然而，关于对那些变化正式承认的问题，领事本人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必须报告本国政府并等待指示。

    这是黄帝纪元4609年十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1月27日，以铁路纷争为开端，四川这个大清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宣布独立，建立大汉军政府。

    至此，赵尔丰退居二线，深居在戒备森严的总督府内。一棵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