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以“朋欺”（庇友欺君）之罪，把汪广洋贬往边远的广南地区。事过之后，明太祖想到他的计划又被汪广洋毁于一旦，怒气更甚，更想到，汪广洋复入为相已经两年有余，这么长的时间，他竟一点也没起到让他回来的作用，这样玩忽忘恩，真是罪不容诛！他越想越气，最后终于派出一行专使，要他们捧着赐死汪广洋的敕书，加急前往追赶汪广洋，在哪里赶到，便在哪里宣诏，立即加以执行。专使是在汪广洋乘船行抵太平之时把他赶上的，汪广洋便是死在那里。

    处置了汪广洋，给胡惟庸的震动很大，同时明太祖对他的不满也越加显然，时时对他公开加以责斥，使他更加惶恐不安。不久，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从死的妾陈氏，竟是获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不觉更为震怒，他说：“没官妇女，上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他敕令法司要彻底追究此事，于是从丞相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因此负有罪责。这时，明太祖对胡惟庸的责怪更加显然，连胡惟庸的左右也都显得惴惴不安。有人说朱元璋所以要这么频频斥责胡惟庸，是因他已怀疑胡惟庸似有异心，想以严威加以震慑，并可使其左右由于恐惧而分崩离析，可以泄出密谋。这种说法并无确据，不过那时有人上变告密倒是确有其事。最早上变的人是御史中丞涂节，他首告胡惟庸结党谋反。与之相呼应的是另一个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hào），他也揭发了胡惟庸的很多阴私。

    明太祖处理这事很为迅急，告变之后，立命廷臣即予审讯，审究出了谋叛人员，便即予以处决，连告变人涂节，也因廷臣说，“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便也与胡惟庸和另一主犯，即曾与汪广洋共同疏劾过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都同时杀了。

    上变告叛原属非常大事，所告的又是在职的左相，更是非同小可。依理而言，办这类事不能操之过急，总得穷本溯源，才能一网打尽，无人可以幸免。但这件事却竟做得这么草率马虎，使人觉得实在有些费解。对于此事，历来便有决然相反的两种说法。其中的一个说法认为，明太祖所以要这么做，其意确实是想保全李善长，李和胡是亲戚，又是他的举主，深究下去不会全然不受连累，只有草草了之，才能确予保全。另一说法则与上说完全相反，持此说的人认为，明太祖在决心废除宰相制后，便已感到对他威胁最大的还是李善长，为了巩固帝业，必须除掉这一隐忧。胡惟庸被告称谋叛，证据原并不足，深究下去，可能连胡惟庸也不会被坐成死罪，更难牵连上李善长，不如迅即认定谋叛是实，即行杀掉，案子放在那里，倒好借此另做文章。他连上变的涂节也全不放过，也是为了一切都已死无对证，倒可便于妥善安排。这一说法有类于事后追论，都是据事而言，说来倒也头头是道。

    在胡惟庸被诛之始，事态的发展倒是确乎很像有意保全李善长。以历代通例而言，身为举主，被举荐的人以谋叛被诛，即不随同被杀，因而获罪总是难免的。而李善长则是不但并未获罪，却反又有管理御史台之命，重又登上朝堂。不仅他是如此，就连他的弟弟，与胡惟庸是儿女亲家的李存义，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的女婿李佑，他们也都一切安然，全都无事。事情如此出人意料，难怪曲意保全之说一时甚嚣尘上了。然而事情实在并没有完，表面上虽很平静，暗中却很紧张，胡惟庸的罪状一直都在查证着。

    表面上的平静竟保持了五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麻烦开始轮到了李家。麻烦是从李存义和胡惟庸是至亲而首开其端。有人告发李存义和他的儿子李佑，说他们不只是胡惟庸的至亲，实在也是共同谋逆的同伙，不应任其漏网。这祸端来势不小，伙同谋逆，不但本人是个死罪，连族人也不免要受些牵连。但明太祖对此事的发落却特别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