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权与相权
他特别下诏,着李存义和李佑都予免死,只把他们全家都安置到崇明岛去闲住。这事处理得这么轻,而李善长还是一点也没有牵连到,一时使人觉得他的功高望重真是深在帝心,什么事也不会影响到他。依理,李善长受到这种殊遇,便该上表谢恩,既先自行引罪,又表明如何感戴皇帝对他的天地之恩。但是李善长却没有这么做,他对此事全然不予理会,好像和他全不相干。这种冷漠态度,使明太祖深感不快。李善长所以如此,有人说是出于疏忽,以李善长之精明干练,持此说者为数极少。有人说,他这样做,意在表明君臣之间相处无间,不必多此一举。这倒像也有点道理。
胡惟庸谋反一事的查证,仍在不断搜索,并且时有所得。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审明他是奉胡惟庸之命下海通倭的,于是胡惟庸谋反,又进一步得到了证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将军蓝玉出塞,在捕鱼儿海地方又拿获了奸人封绩,这人原是元朝的旧臣,后来归降了的。据说他常往来于蒙汉之间,并曾为胡惟庸送过勾通元嗣君的书信,胡在书中称臣于元嗣君,并请其派兵以为外应。这些都是封绩再次被捕才审出的,蓝玉初次捕到封绩时,却为李善长施加影响,并未入奏,并把封绩也给放了。直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封绩又被捕入狱,事情才经审明,而李善长厄运终于也就临头了。
在大祸临头之前,李善长还做了一件为自己增重罪嫌的事。他为了娱老,便大兴土木,由于短缺工人,曾向信国公汤和索要卫卒三百人,以供营建之用。以营卒为工役在封建时代原本是常事,明代也并不例外,自明初至明末,也都是这么干着的。不过,这个汤和却是勋臣之中最为胆小怕事的人,多一步也不敢走。他这份胆小,却也真给他带来了好处,后来明太祖大杀功臣,勋臣中得保首领的很少,而汤和就是以胆小而获得善终的一人。汤和胆子小,李善长向他要卫卒,自然绝不敢不给;然而李善长的恩遇已衰,他也已早有所闻,当真派给他也许会惹上祸事。在他看来,明太祖和李善长都是不能违抗的,而事难两全,可真难坏了他。他几经考虑,觉得只有如数照派,一面并将派兵给李善长一事暗中向皇帝奏明,才得两全其美。他心安理得地这么做了,至于这无异是密告李善长聚集兵力,他可没有管着。
凑巧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如火上浇油,更加速了祸事的爆发。那时京中正有一批罪民要移向边塞去实边,就中有个叫丁斌的人却是李善长的私亲。李善长素来便对和他有关的人很肯关照,这也是历来培植私人势力常有的手段。对于丁斌要去徙边,李善长原只认为那不过是一件小事,曾几次为其求免,他万没想到这事竟然成了爆发祸事的导火线。
由于对李善长越来越感到疑忌和恼怒,明太祖朱元璋不但没有应许李善长的请求,使丁斌免于徙边,反而立予拿问,交由法司严讯,要他供出他所知道的李家成员所做的诸多不法事件。这个丁斌,偏巧又是曾被李家荐往胡惟庸处,在胡的属下做过些事的,一经审问,供出了不少李、胡两家相互往来的事情。这样,便坐实了李存义、李佑父子伙同谋叛的罪状,即行从崇明岛拘捕进京,重新论罪。
事情发展至此,李善长将获重咎已成人所共知之事,于是他的左右便突然瓦解崩溃。首先是他的仆人们,大家为了免祸,便都纷纷出头首告,把李、胡之间如何密切往来,如何互通贿赂,如何时常屏人密谈等等,都分别揭发出来。李善长暗放封绩一事也这样才被揭出来,因而又被捕获入狱的。
不利之事纷至沓来,已使李善长很够受的了,偏巧那时又适有星变,据占者说,星变应主折伤大臣,这一下可成了李善长最后的一道致命符,加速了朱元璋除掉李善长的决心。他立颁严敕,说李善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