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面临军事上的围困，情势十分不利。当时，国民党在山西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调集东面的阎锡山部队，西北的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部队，南面则以东北军为主，实施对陕北苏区的猛烈进剿。

    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接连取得了崂山、榆林桥两次战役的全胜，击毙敌师长何立中，俘虏了团长高福源，共歼敌5500余名。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十五军团联合发起了直罗镇歼灭战，消灭了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迫使各路敌人纷纷退却，解除了陕甘根据地周围的险象，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陕甘根据地的形势初步稳定下来，而国内局势风云突变，日本侵略者在冀东建立伪政权，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情绪迅速高涨起来。在陕北，担任国民党进剿红军的主力东北军，屡次在军事上遭受重创，又备受蒋介石的冷遇，加之他们东北沦陷后流落内地，将士都有着强烈的抗日愿望。如何对待东北军，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所必须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

    此前，中共中央在《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11月中旬，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这些，都为12月份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促进作用。

    12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反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抗日的战线上去。”瓦窑堡会议是党中央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的一次会议，及时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给未来开辟了新的道路。

    可是，从哪里寻找统一战线的契机呢？

    这个契机真的出现了。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月，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对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议：他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同意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在高福源的牵线搭桥下，1936年1月20日，李克农去洛川同东北军主帅张学良进行了3个小时的商谈，就“成立国防政府”的提议，张学良表示愿意为之奔走。

    1936年2月份，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与东北军商谈，先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五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1）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3）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购买；（4）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东北军两个营换防；（5）恢复红白通商，往来苏区和白区的办货人员均穿便衣，红军与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

    3月5日，李克农又一次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坦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双方商议由中共派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代表，到延安与张学良进一步面谈。

    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也带来了好消息。王世英经南汉宸（共产党员、曾担任杨虎城秘书）介绍，会见了陕西地方派实力领袖杨虎城。杨虎城担任十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