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南昌起义中职务最高而又最清闲的人。本来他想返回汉口向中央复命，只因交通阻隔，无法成行，只好随军行动。他觉得不但谭平山看不起他，连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同志都对他反对暴动、对张发奎存有幻想而不满。起义胜利了，张国焘自觉自己的“领导威信”受到打击，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外，一切都更加消极。开会的时候便不坐在中央，而把椅子搬到靠墙的地方。张国焘盯着周恩来看，他心里正在琢磨周恩来这个人。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得军事胜利，使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跟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摇和不够坚决。” 这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议论周恩来的一段话。

    张国焘的结论是：“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张国焘的固执和偏见深深扎根在心里。他也不喜欢贺龙这个人，有空便往周恩来耳朵里吹风：贺龙是土匪出身嘛，他参加暴动，还不是因为我们对他许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高官？这样的人是万万不能重用的；叶挺他也看不上眼：沉默寡言，一脸严肃，这怎么能团结群众呢，又怎么能教育群众呢？不管张国焘喜不喜欢，周恩来还是安排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的经过。然后讨论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对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是否入选革命委员会，有两种意见。

    李立三仍然坚持暴动前的初议：“张发奎已经明显倒向了汪精卫，汪精卫是我们这次革命的对象，难道我们打倒主子，而又要拯救‘走狗’？我坚决反对吸收张发奎！”

    谭平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地位都很特殊：在国民党方面，他被看做是老同盟会员，是与孙中山十分接近的人物；在共产党方面，他又是斯大林推崇的人物，他也意识到革命委员会主任头衔很可能落在他的头上，所以出言显得特别宽宏大量：“我还是那句老话，革命总是人多一些好嘛。 再说，革命委员会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的同志，加上一两个中间分子或者说中间偏右分子，也无碍大局，你们说呢？”

    按张国焘当时的处境，本不想发言，一听谭平山的话，又来了精神：“我赞成平山的意见。像张发奎这种人，是推一巴掌就过去，拉一把就过来的人，何不就此拉他过来，以彻底孤立汪精卫、蒋介石，壮大革命阵营。”

    周恩来说：“张发奎在军中的确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今天由叶挺同志发给他的电文，但都没有得到他的响应。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对革命的诚意。你们看是列还是不列入？”因为在座的还有不少国民党成员，周恩来不好将话说得太重，也不好太坚持自己的意见。除了李立三、恽代英等几名共产党员举手表示坚决反对外，大多数人持观望态度。周恩来只好做了个折衷的选择：“那就先列入吧。”

    这样，由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产生了。他们是：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彭湃、贺龙、李立三、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宋庆龄、郭沫若、苏兆征、恽代英、邓演达、彭泽民、张曙时、江浩、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经亨颐、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7人主席团成员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和张发奎。宋庆龄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时她在上海，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