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南昌的星月照常走，却是无政府的一夜。旧政府被风拦腰刮断了，新政府尚在襁褓里。政府的职能靠着惯性走了一夜，老百姓丝毫没有觉察。可是一到白天，没有政府的城将成为一座死城。一大早，原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商民部长沈素（共产党员）就来找商民协会的李郁，要他一起去圣公堂会见贺龙。他们从圣公堂后门进去，贺龙很客气地招呼他们坐下，并拿出别人刚刚送他的吕宋牌香烟。

    屋里人不多，除了他们3个外，还有一名贺龙的参谋。贺龙照样握着他的大烟斗，一边喷着烟，一边对他俩说话：“你们要尽快召集本市商民委员开个会，动员他们赶快开业，做生意。”他特别关照李郁：“我希望你协助筹设一个新的江西银行。”

    一小时之后，他们从圣公堂出来。临走贺龙要李郁开导一下姜济寰。一夜巨变，最发愁的大约要算既是老的又是新的省政府代主席姜济寰了。有好一阵子，他坐在办公桌前苦笑。因为这个本该庞大的办公机构，本该是老远就能听见财务部门劈劈啪啪的算盘声，听见秘书人员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听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现在，政府大楼里也不清静：那是要钱的，要物的，求援的，求救的……旧职员昨个一夜都跑散了。

    姜济寰最好使的“兵”只有一个，就是他儿子姜襄。旧政府的财务人员向姜襄办移交。交上来是一本本的账。姜襄问：“钱呢？”“钱已用光了，一个铜板都没有了。8月份的经费还没发。”旧政府的财政厅长是朱培德的参谋长黄实，早已携款逃跑了。好在财委会主任林伯渠得知后，给新政府批了2000元的开办费。姜氏父子提出钱，第一件事就是给政府刻个大印，不然连个文告都没法颁布。老姜拿到印后，先在废纸上试摁了两下，鲜红的印，字也很正。老姜顿时兴奋起来，将启用此印向革命委员会写了份报告。

    报告和存档用的印样都送走了，老先生似觉余兴未尽，便铺开一大张纸，写起文告来。他是前清的举人，古文功底深厚。而思想却不老，文告写好后， 他摇头晃脑地吟诵起来：

    江西省政府布告改造始自江西原以攘党贼 实行三民主义遵行三大政策 武汉之与南京背叛已同一辙 仗我中央委员以及革命贤哲并得二方面军将士同心同德 毅然决然改图守我总理遗则赣省首承其麻 人民欣有喜色 凡属商学农工务求各有安宅中央代发江钞 毋得拒收短折物价必求其平以期军民相得其他一切事宜 政府概当负责 力谋民众利益实行应兴应革贯彻本党主张 不与民众相隔 用特掬诚相告 其各努力团结代理

    老姜写完，小姜就将其送到报社，又叫人抄了，到处去张贴。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厅成立后，秘书长吴玉章要秘书李嘉仲立 即搬进办公厅住宿，守办公室摊子，不要轻易离开。

    有一天，朱德来了。他是来领第九军副军长委任状的。第九军原是滇军的番号。滇军参加起义的兵力不多，只有军官教育团的3个连。滇军中有一个师长叫韦杵，那时是国民党左派。起义前朱德曾同他交谈过国是，韦杵抱同情态度。在讨论任命时，许多人主张由朱德任第九军军长，但朱德自己却建议由韦杵担任第九军军长，自己任副军长。事情就这样定了。韦杵并没到任。在起义前夕，他因病赶赴武汉治疗，不在军内。

    8月3日，当起义军就要撤离南昌时，又改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不到两天，朱德进省府领了两次委任状。他回到花园角2号住所时已是一头大汗。他坐在八仙桌的一边，喝着茶，摇着扇子，盘算着要做的事情。他要着手组建第九军的指挥机构，还要整编参加起义的军官教育团，并吸收一部分铁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第九军教育团。起义前夕，朱德曾分别写信给他在滇军中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包括：驻在韶关的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驻九江的第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