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忧郁的旋律。安富耀牺牲以后，郑琪就很少下楼，总是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躲在楼上的屋子里，唯一的动静就是她的大提琴声。家里人、甚至包括在北碚的何雪竹也专门回来劝过她，但毫无用处。

    郑先博一个人呆坐在客厅里，看着郑明走进来，问道：你回来干什么？

    郑明说：我马上要去香港了。还是那个“桐工作”。

    郑先博的眼睛亮了一下：这么说，是委员长终于支撑不住，要回到谈判桌上去了。

    郑明愤愤地：都打到了这个分儿上，还想着跟日本人和谈，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整整三年了，还不算东三省那一块。咱们有多少人死在战场上？如果和谈成功，他们不就白白的死了？！

    郑先博看着他：你不要这样激动，你的职业也不允许你这样激动。要多动动脑子。我也坚决反对和谈，但是我们这种人是无法左右老蒋的想法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冷静，是理智的分析和判断。

    看见郑明不说话了，他接着说：英国人顶不住日本的强大压力，封锁了滇缅公路，被委员长派到美国去争取贷款的宋子文，折腾了那么久，据说只要到了一个极小的数目。抗战局面几乎是内外交困了。在这样的时候，中断已久的“桐工作”又要开始，恐怕里面大有文章。重启谈判，我看有两种可能，一是委员长真的不想打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所作所为，让他感到所谓“苦撑待变”、最终把英美拖入对日作战的战略已经彻底的破灭，于是不惜忍受屈辱，跟日本人签“城下之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眼看英美继续隔岸观火，他耍了一个伎俩，作出要跟日本人和谈的样子，来刺激英美，试探一下英美是不是真的不怕日本解决中国之后转而南进。

    郑明点头道：你说的有道理。我希望是后者。

    郑先博自信地笑了笑：我搞了一辈子外交，我也了解蒋介石。不过我的分析和你的希望都不算数，重要的是了解蒋介石心里真正的想法。如果要让你了解委员长的谈判底线和意图，你能做到吗？

    郑明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你想干什么？

    郑先博平静地：如果蒋介石真的要投降，那就要让全国人民来反对他，给他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毕竟在中国，普遍的民意是坚决抗战到底的。

    郑明：你是说把谈判的真相公之于众？

    郑先博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一种满含希望的目光看着他说：你想想办法吧。我知道这样干风险很大。说得严重一点儿，这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郑明很少看到父亲今天这样的眼神。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情报。他也不愿多问。

    香港的葛兰多斯饭店建在海滩边上，是一幢很简洁的建筑，四周的环境漂亮而幽静。天色正在黯淡下去。饭店大堂的咖啡厅里几乎没有别的人，只有老曾和郑明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两个人喝着咖啡。郑明隔着玻璃看着远处的海滩。老曾抽着烟，看看手表，似乎有些着急。在老曾和郑明之间的空椅子上，放着老曾那个几乎从不离身的黑色公文包。

    两个人就那么默默地坐着，谁也没说话。大堂前台的电话铃声响起来，声音很大。老曾和郑明都不约而同地回头看着那边。老曾的眼睛里更是充满了关注和期待，他在等一个电话。果然饭店的侍者放下电话走过来，恭敬地问道：请问哪位是曾先生？

    老曾站起来，看了一眼郑明，又看看公文包。郑明会意地点点头，老曾过去接电话了。一个廊柱正好遮挡了视线，使接电话的老曾看不见郑明这边。郑明抓住这个机会，不动声色地打开了老曾的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迅速地放进了自己的西服里。老曾接电话的时间很短，郑明的动作也同样在一瞬间完成。当老曾回来的时候，郑明若无其事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