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弄清增长模式转型的理论，还要提出中国应当怎么样实现增长模式转型、如何提高效率的具体建议。因此，他对各国提高效率的途径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四个基本的方向：

    在当代经济学看来，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是一种反映这种早期增长模式的理论。因为在西方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用机器代替人工，因此，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优先生产机器、工作母机以及煤钢等重工业产品。霍夫曼把早期增长时期经验数据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外推到增长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工业化后期，就出现了理论上的错误。

    ——立足以人为本推动发展，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促使发展由偏重于增加物质财富向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转变。

    也就在这时，吴敬琏的目光不得不再次回到宏观经济的基本面。

    另一方面，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是建立在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前提下的。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低估，不得不通过入市干预，大量购买外币。2003年，中央银行平均每天收购2亿~3亿美元，2004年猛增到5亿~6亿美元。长此以往，这将使国家货币政策的运作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问题，从而很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的形成及最终破灭。从亚洲各国的经验看，从“东亚四小龙”到马来西亚、印尼，凡是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在成功发展了一段时期之后，爆发金融危机，一些应对不当的国家更因此陷入长期萧条。

    在半小时的演讲里，吴敬琏再一次论证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该转向技术和效率导向的内生型增长（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增长模式），而不是继续依赖过去靠资金和资源高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建立的关键又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即政府能否从为自己带来权力和利益的资源配置中退出，让位于市场。

    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10月举行的“十七大”将“转变增长方式”的提法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口号都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文件，但是吴敬琏对此并不盲目乐观。正像他在2003~2005年的讨论中多次说过的，从第九个五年计划起，中国领导就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一直收效甚微。其原因盖在于现行体制：一方面，增长方式的转变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能够支持和鼓励创新创业活动的政经体制和经营环境还没有建起来。

    时间转入2003年10月，吴敬琏撰写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出版，受到市场欢迎，不到3个月就销罄加印。此书可谓是吴式改革理论的集大成，吴敬琏对此期许很高，日后确实也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被认定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考察中国改革的扛鼎之作，国内诸多高校以此为基础教材。境外也陆续出版了英文版、日本版，台湾和香港还出了繁体字版。

    就这样，北京的财政收入和GDP增长终于因为“一辆轿车”而如愿以偿地实现。但是短期获得的巨额产值和大量利税并不能解除吴敬琏心中的疑惑：北京现代直到投产两年以后，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主要用外资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进行组装的汽车KD厂商（组装商）。在汽车工业已经高度机电一体化、轿车成本中电子器件成本占1/3~3/4的情况下，北京要想成为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轿车生产基地，而不是简单地做装配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不把中关村富集的人才资源开发出来，充分发挥其创业精神和创造才能，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立足节约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