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保护环境推动发展，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

    一方面，它诱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使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在出口导向政策的保护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的长期保持，使中国虽然从出口额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厂”，但是其中大部分却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工厂缺乏自己的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只能“以量取胜”。这使得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贱”的畸形现象。

    按照当时的情况，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及其理论基础，即斯大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又重新回来了。只不过这次的理论论据不再是人们已经不感兴趣的斯大林，而是一位德国发展经济学教授霍夫曼。他在1930年根据发达国家过往经验外推，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经验定理”：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将超越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在还完全没有第三产业概念的30年代，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就被称为“重工业化阶段”。

    2003年12月1日，《经济日报》全文刊发了一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它在回答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发生过热的问题时说：“中国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新阶段。”这篇报告援引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霍夫曼的论点，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对宏观经济长期趋势作出的大判断。而更引人瞩目的是，这份报告的署名人是发展研究中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吴敬琏知道，当时许多国务院的职能机构和咨询研究单位都开始了对2005年就要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的研究。这一预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就是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怎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这份报告提出的观点，将会影响“十一五”方针的制定。

    学者专家以及规划官员之间的认真讨论最终还是结出了成果。到2005年年底，众说纷纭的增长方式之争尘埃落定。

    第二，促进现有以简单加工为主的制造业的产业链向能创造更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价值链（或称“微笑曲线”）的高端延伸。

    ——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为生产者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以便降低在现代经济的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

    2004年12月13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论坛上明确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他说：“吴敬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

    第一，尽量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效率较之农业为高的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促使他们创造的附加价值和获得的收入得到提高。

    据吴敬琏回忆：“我开始意识到增长模式问题重要性的时间并不久远，它只是始于2000年年末的北京中关村发展问题讨论。”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