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产值大、利税高的“重型化”上。他的警告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反对的力量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利益实在太过强大，它以不容分说的囊括之势，把他的声音全然冲淡。

    在大量分析的基础上，吴敬琏得出了结论：各国经济发展中并不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重化工业阶段”。中国在“十一五”（2006~2010年）的当务之急，是要努力实现早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1996~2000年）中就要求进行，但尚未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如果说，吴敬琏与厉以宁之间的分歧还属于隔空交火的话，那么在2005年7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樊纲则对吴敬琏进行了面对面的反驳。

    另外一件让吴敬琏感到冲击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的深圳市。

    ——立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

    不过在开始，吴敬琏只是把全国掀起的重工业化投资热看作部分地区产业结构的最优选择问题，而没有把它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问题联系起来。看到了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以后，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

    经济过热的景象从2003年的第四个季度就开始冒出苗头。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采取的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无比繁荣的经济景象，与此伴生出现的，便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特别是水泥、钢铁的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1000万元，生产设施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可达产，一年就可收回投资。”这种疯狂的投入产出效率，听来近乎传奇。利益驱动投资，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29亿元，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121.9%。就这样，在2003年年底，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迅速向重型化方向推进。

    这次圆桌会议，是学者之间的一次平和而深入的学术探讨。吴敬琏在回答时说，他并不是要求取消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但是也不能永远停留在目前这种外资拿走90%的价值，中国人只拿到5%~10%甚至更低的状态。现代比较优势学说看重的是动态的比较优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国的技术力量已经有了很大增强，一些加工企业完全有可能延伸自己的产业链，从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等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2005年9月28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召开了一个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吴敬琏是第一个演讲者，题目是《中国重工业及化工产业的发展》。细心的《南方周末》记者邓瑾记录了现场的一个细节：“离研讨会开始还有一刻钟。75岁的吴敬琏走到会场一侧的投影仪前，不断校正，希望有一个最好的展示效果。尽管当天的研讨会规模不大，而且与会的近20名专家中有一半来自日本和美国，吴敬琏仍然非常重视。”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前20多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两种战略的成功，从1978年到1993年是进口替代战略的成功，其后则是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正是因为后者的政策实施，缓解了由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持，而这正是中国经济保持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