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邀请了一些产业界、金融界和政府人士，举行了两天的研讨会，对中关村高技术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当吴敬琏和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就研讨会的讨论结果向北京市的领导人作汇报时，对方反过来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北京中关村搞了这么多年，名声也很响亮，但是产值和税收都上不去，这使市里很为难。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在10月20日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举办的“十一五规划”座谈会上，吴敬琏发表了题为《关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选择》的长篇讲话，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关于中国的增长模式必须实现由投资驱动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转变。吴的讲话引起了一个十分热烈的讨论。有的来自新闻单位的官员强烈反对吴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应该有权享有像西方人一样的高汽车占有率、高能源消耗率等高消费水平；而且人类是地球的主人，地球上的资源本来就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而大多数委员，包括原专家委主任、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和专家委委员、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这两位资深的发展经济学专家，则和吴敬琏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

    不过，吴敬琏的这种意见在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中都不占主流地位。据吴敬琏回忆议，直到2004年年初，第二种意见都是占优势的。到了2004年四五月间，第三种意见成了主流，国务院的几个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对几个过热的行业的投资进行了控制。主流传媒也发表文章，论证在中国条件下主要使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重化工业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做法，成了全国许多省份的共同选择，各地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与趋势，一个“重化工业化时代”的潮流迅猛地席卷而来。而理论界似乎也对之形成热烈的呼应之势。《经济日报》发表的一份《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报告》便是最生动的例子。更有媒体宣布：“现在，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

    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的最后一节，他一如多年所坚持的那样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他写道：“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困难。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因为这一任务能否完成，将最终决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针对吴敬琏提出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一条被证明走不通的老路”，厉以宁反驳说，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实经历过一轮重化工业的集中发展，但是那一轮“重型化”并非建立在真实消费需求基础之上，在结构上存在很大缺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二次重工化”开始显露端倪。这里面既有“由轻到重”的客观规律起作用，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改造的真实需求。

    也是在清华演讲的两个月后，吴敬琏出版了他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在开卷导论的第一段，他就明白写道：“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并非在书斋中披阅前贤论著、静心进行学术探索的产物，而纯然是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作理论和政策研讨得出的结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吴敬琏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此“布道”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传道士。然而这位银发长者一边说，一边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快速实现当地GDP和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法宝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