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大大小小的、针头线脑的困难，都要找他们信任的刘干部寻求帮助……

    “呵呵”，刘乾坤笑了笑，“其实没什么，目的就是想帮他们把日子过好一点，现在他们的孩子也都大了……结果达到了就成，其间的过程不必计较和解释得那么清楚。”

    或许，在一些人眼里，帮助身边现实生活中需要帮助的人还很好理解，毕竟，受助者的“感恩”多多少少会给当事人一些心理上的慰藉。但刘乾坤的爱心却是插了翅膀的，它常常飞越了地域的界线，这翅膀有时还是隐形的，受他捐助的四川女孩、内蒙古学生……都是后来费尽周折，才找到这位捐助他们于危急之中的“恩人”的。

    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刘乾坤家里那件唯一的家用电器——德生牌收音机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他用来消遣的。刘乾坤的很多捐助对象都是他留心广播里的相关报道和信息时得到的。他在倾其全力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的同时，还将爱的种子撒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在刘乾坤的抽屉里，存放着厚厚一打邮政汇款单。他告诉我，他并不是刻意保存这些单子的，只是，后来像集邮的邮友一样，闲暇时翻翻这些单子，心底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满足感和自豪感。他强调，收集这些绝对没有居功自傲和想向世人证明点什么的意思。他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不算先前被老鼠啃的和没成想保存的，现在，这些单子一共有1021张。没事的时候数过。”

    仔细翻阅那些新旧程度不一的汇款单，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秘密”。早些年的一些单子里，“汇款人”一栏里填的并不是刘乾坤，这是怎么回事呢？汇款栏里的“红兵”和“刘建军”又是谁呢？其实，这早已不是个秘密，原来，早在1991年就不断收到以“红兵”、“刘建军”名义汇去捐款的河南濮阳县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小浪底水库项目办公室，终于在1996年，通过多方查找，找到了“红兵”和“刘建军”的真身，刘乾坤。

    这些化名“红兵”和“刘建军”的汇款单附言里，常有的一句话就是：“支援祖国的建设，请收下边疆儿女的一片心。”像小浪底工程这样举国关注的大事，刘乾坤就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和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不仅关注了，还行动了。这一行动从1991年开始，就没再停下来。

    “1996年，我已经转业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他们是通过发函给新疆军区的某部队，请求他们协助才找到我的。要特邀我出席‘纪念人民治理黄河五十周年’的一个大会。我没去。你想啊，从乌鲁木齐到郑州的来回机票加上住宿费用，少说不也得几千元，省下来，再投入到黄河的治理上不是更有意义吗？我去参加不参加那个会议，露不露下那个脸有什么关系呢？”

    “您当过兵呵？”我望着他不高的身材和花白的头发怀疑地问道。这一问，勾起了刘乾坤很高的兴致：“那当然了！我1969年就当兵了，那是1969年的12月，我记得很清楚。1970年的10月我随部队进的疆。”说起做军人的那段岁月，刘乾坤爬上了皱纹的脸膛上仿佛瞬间焕发了青春的光彩。挺直的腰板和铿锵的话语中，军人的影子跃了出来。

    是啊，我早该想到，很多“英雄”的成长都离不开部队这个大熔炉。自小就给自己树立了以王成为榜样的刘乾坤，讲起部队生活对自己的影响时，感慨中流露出一丝难掩的豪情——

    “66年、67年，我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受到了河南省委的通报表扬。之后和另一个东北选出来的先进典型一起，在全区作巡回报告。那次的感觉给我很大的影响。从那以后，我凡事都要争个先，不是喜欢出风头，是感觉自小受的教育要求自己要对自己严要求、高标准。工作上的事，对待同志的事情高标准，对待自己生活上的事最低标准。这是我生活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