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原则。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不然，就总会觉得浑身不得劲。

    “69年我当的兵，在部队里，别人都说我创造了一个神话。6个月就从一个新兵蛋子提拔为副班长，10个月入了党。立了四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干什么立的功？呵呵，说出去人家都不相信。我在部队里干得都是农活，就是种菜。人家说，你种菜也能种得立功？种菜真能种立功。看你怎么看待这份工作了，态度端正了，工作有了热情，有了激情，种菜也能种出成绩来。辣子、茄子、白菜、土豆、萝卜……也就这么些菜了吧，那时候也没有多少的品种和花样。但我在工作中肯动脑子，舍得下力气。我种的菜比别人的产量都高，个大、水灵、漂亮！也没什么诀窍，就是用心了，用最笨的办法。从翻地、下种、施肥、浇水到后期的护理，不偷懒，不耍滑。人骗地皮，地皮骗肚皮。这是肯定的事。菜收了后，我地里的菜，在产量上不比别人多出太多，可就是经吃。别的班的菜都吃完了，我库房里还多着呢。放开了吃，从来也没克扣战士的配给。就是比别人种的菜经吃。你问啥诀窍，其实也没啥诀窍。我就是每天临睡前，都要有计划地把库里的菜挪挪地方，挑拣挑拣，好让它们透透风，菜坏起来，传染性很大的，不及时挑拣出来，一坏一大片，看着很心疼人。根据各种蔬菜的储存时间和条件，和厨房的炊事兵及时通气。搭配、调剂着供应，拣不好储存的菜种先吃。其实就这么简单，人人都应该知道的常识，也应该想得到，但未必人人都能坚持做得到。我做到了，并坚持做了，那——种菜能种出个名堂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想起了那些汇款单上名为“红兵”、“刘建军”的化名，这些化名都和部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带着鲜明的共和国色彩的名字，不仅“为支援祖国建设”曾献上过“边疆儿女的一片心”，还曾救助过很多濒临失学的花季孩子，古丽云就是其中的一位。

    刘乾坤是在1995年的《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有关不幸女孩古丽云的专题报道的。报道中，这个生活在四川雅安市南郊乡澄清村的9岁女孩，独自照顾双目失明的养父，因家境贫寒，女孩边上学，边干家务，生活的重担令她濒临辍学的边缘。女孩的不幸身世，深深刺疼了刘乾坤的心。刘乾坤遂以“刘建军”的名义，从每月的工资里拿出100元捐寄给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小姑娘。这一捐助就是十几年，直到小姑娘长大成人后，通过邮局的工作人员多方打听到“刘建军”的联系方式后，寄来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古丽云感谢了这位好心的叔叔，并表示在刘叔叔的帮助下，自己已经从困难中走了出来，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她叮嘱她的刘叔叔，“再不要给我寄钱了”。信中，古丽云还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这位好心的叔叔，亲口对他说声“谢谢您，刘叔叔”。

    刘乾坤给古丽云的捐款累计达数万元。

    用个夸张点的比喻，这样的捐助故事只是刘乾坤“捐助故事集”中的沧海一粟、冰山一角。说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感到疑惑，刘乾坤刚刚涨了没几年的工资，涨了的工资也就不过2600元，相对他个人的力量来说，如此巨大的捐助力度，他是怎么承受，怎么筹划的呢？朋友就不说了，他的家人能理解、支持他的慷慨，他的慈善吗？我带着这样的疑惑向刘乾坤提出了我的问题。

    关于前一个问题，刘乾坤说：“早些年和这些年，工资涨和没涨，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前些年工资低的时候，我也是仅保留最低的生活费后，剩余的工资就全都捐了出去。这些年，工资涨了，我用于捐款的数额也相应地提高了。我还是保持最低的生活标准。有时候我会把工资全部地捐助出去。你别怕，我能生活。现在咱们边疆地区的公务人员不是可以享受一份政府关怀的‘阳光津贴’吗？900来块钱，就这做我的生活费都用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