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是她陪同欧学联上京参加的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表彰大会，不等她们向我介绍情况，我倒想起来中央文明办资助她这个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的5万块钱。这多少对她都是一笔不菲的贴补。可是一问，她却说：“我没有要。我不要国家一分钱。”让我替她一阵儿惋惜。

    尽管随后我把录音笔打开，她的姊妹们和接班人也争着在向我讲她，讲她这几十年，从矿上到矿工，从矿区到社会，从社会到军营，我却想，和她这样的人坐在一起，哪怕大家都不说话，一样胜于最到位的采访。

    这下来，我和她讲起她的房子。我说，这干打垒似的小棚屋不能再住了，如果矿上再分房，她就应该坚决要下来。结果她说：“人家现在都是商品房，就是给我分，我也买不起呀！”弄得你一时语塞，只好看看在一边也不知该讲什么的韩科长。而与我担忧的方向根本不同，是她把她这15平米的小寒窑当宝贝对待。她讲她现在最大隐忧，即是矿上要把她这小屋拆掉。她的工作特殊，这小平房直连着小院和街道，如做鞋垫打褙子，那台子能占着多半条街；如包粽子，只有在院子里生火大干；当然还有制作茶叶，一样得有很大一片可照看得住的地方，倘使住楼房，这一切都会变得复杂而难弄，不顺手。

    还说什么？我当然在来之前已然知道她三次让出住房，四次让出来正式工指标了。

    她家因人口多，住房困难，1979年矿上给她分过一套福利楼房。当时能住上楼房还真够幸福。左邻右舍都来祝贺。看着母亲有些犹豫，儿子说：“好不容易分上楼房，咱们快搬吧！”可是她想，要吧，有人比咱还困难，三代人同堂，挤一间小家；不要吧，人口太多，实在住不下。最后，欧学联还是做通孩子们的思想工作，把楼房让给了别人。后来矿上又两次给她分福利楼房，欧学联同样让给了别人。

    至于说招工，如出一辙。她共有四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却也都让给了别人。其中一次，她向关心她的矿领导说：“组织和领导的关怀，我心领了。我毕竟是个没多少文化的家庭妇女，指标还是让给那些待业青年吧。青年是咱矿上的未来。”

    她这样，不足为怪，毕竟这年间她学雷锋已成名。要说的，是她的大儿子夏明海的工作，也因有了她这样一位特殊的母亲而一再被耽误。1981年，明海高中毕业，在家待业。看着一家五口人全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过活，明海很是垂头丧气。第二年，有关部门在矿区招工，领导考虑到他的情况，决定给他一个正式工指标。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李全柱的青年找到欧学联门上。李全柱的父亲早逝，母亲长期卧病在床，哥哥又是个残疾人，一家人生活十分艰难。欧学联听着李全柱的诉说，难过得直流眼泪。儿子猜到母亲的打算，对她说：“当初你的指标让给别人，我没权干涉；这个指标是给我的，我不让！”欧学联说：“你是我的儿子，这个指标非让出来不可。”明海能怎么办？痛哭一场罢了。

    近20年来，待业的矿工子弟越来越多，没事干成天在街上转悠，有的甚至在社会上鬼混。欧学联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凭着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多方联系，四处找人，先后安排军烈属、特困户和待业青年长期工、固定工、合同制工180余人。有人给她测算了一下，她帮这些子弟联系工作跑的路，至少能顶一个红军长征。

    永远助人为乐

    在她的这帮老姊妹中，年已七旬的杨秀珍大娘，显得格外激动。杨大娘恨不得一口气把欧学联这一生做的事都告诉你。甚是有趣，她这样一个老姊妹，竟然随了年轻一代的口吻，如韩科长那样，一口一个“欧妈妈”叫着。杨大娘的雁北土语很重，好在你是个山西作家，虽稍稍吃力，可还是听明白了。原来，大娘在此是“现身说法”——那已是2005年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