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先后办起托儿所、校外辅导站、牛奶代销站、家长学校、两所幼儿班；为职工们上下班方便，修路200多米，垒厕所、修厕所各1个；常在井口举行安全知识问答百题，画安全漫画300余幅；在井口反复播放安全快板、数来宝、相声录音，自编自演各类小文艺节目；签订夫妻父母儿女安全合同上千份；绣制小安全寿桃3700多个；为矿上剪滤油纸垫15000个；为矿工（包括子弟兵）做鞋垫182000余双；为矿工（包括子弟兵）包粽子所用江米17800余斤。

    有青年矿工问夏立勤老伯：“欧妈妈为什么对矿工这么好？就因为您老是矿工吗？”

    夏立勤老伯点头后，还特别加了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还和我们一起下过一段时间。”

    这之后夏立勤回忆起那段特殊岁月。那时期，工厂没电，电厂没煤，煤矿没有采煤工人。很多人去参加武斗了，从矿山拉出去的煤炭就少了许多，满足不了社会需求。68年，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多生产一吨煤炭，欧学联主动要求下井，和矿工们一道在回采工作面挥锹装煤。那时候，井下各个生产环节，尤其是采掘一线，女人们和男人一样打眼放炮，一样装煤溜子，一样流汗甚至流血。欧学联刚流产过，就和男人们一道投入到井下“夺高产大会战”中，有时甚至三个班连轴转。

    他们有一个刚过两岁的女儿，叫三毛。小三毛聪明、听话，是夏立勤的掌上明珠，更是欧学联的命根子。正当矿上生产任务紧张，三毛突然患病，打摆子，发高烧。当时以为是出麻疹。欧学联出了早班买了药喂她，高烧一退，便把女儿托邻居看管，又上了二班。就这样井下井上两头忙，三四天时间，孩子的病情加重，送到矿务局医院，大夫说：“孩子不行了。”

    女儿的死，对欧学联打击很大。她大病了—场。只是当病初愈，她又下井装煤去了。这年，欧学联共下井装煤178天。

    这样，大家也许理解了矿上人为什么多叫她“欧妈妈”。

    欧学联，她是矿山的女儿，也是矿山的母亲。

    去毛主席纪念堂

    这也是欧学联人生中的大事。采访中，她满含深情地说：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伊始，我就去了，带着我自制的茶叶、慰问信，看望日夜在工地上施工的官兵和工人同志们，我还把一包优质大同煤撒在了地基里。从此以后，我每年都要到北京去瞻仰毛主席。

    1990年7月，我因积劳成疾，被肠胃炎、妇女病、肝病、颈椎、腰椎、胸椎多种疾病折磨得简直成了皮包骨头，体重只有60多斤，似乎一阵风就能把我刮倒。人家都不敢看我的脸，因为上面没有一点血丝。我似乎是预感到了什么，害怕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有些事搁在心里，成为永久的遗憾。我忍着病痛，跪着赶制了100双鞋垫，又绣了一面锦旗，上写“不负人民重托，站好特殊岗位”，准备送给毛主席纪念堂的守卫官兵，希望他们为祖国、为人民站好这个最特殊岗。

    走之前，我又雇木匠做了一个漂亮的木盒子，又买了3尺红大绒包装盒子，盒子上面画了龙，又将少先队员为我这个劳模和优秀党员敬献的花朵挑最鲜艳最好看的放在盒中，我又两次进城买了几朵很有意义的白银花，拣最大、最好的一朵放在上面。

    我晚上在大同站上火车，第二天早晨到北京。

    我到天安门广场时，正赶上升国旗。在国旗迎着初升的太阳升起来那一刻，我非常激动，一下就哭出声来。

    我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我想我是来和主席诀别的。我还有个心愿，就是要在主席前宣誓，表明我的忠心，加倍工作，直到最后一口气。

    纪念堂还未到上班时间。我向值班人员讲明来意。值班人被我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