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砸下去失去了准头，砸到了左手的五指，虽然戴着一副手套，还是把手指砸得血肉模糊。

    但一切都出乎包工头的预料，这个长得虽然瘦小的青年，却有着扎扎实实的高中文化底子和一个聪明的脑袋，他边学边干，还善于逐磨，渐渐地，包工头对他刮目相看了。一年之后，他竟然挣到了六十多个同乡中的最高工资，即每天5块钱。这也着实让他骄傲了一把。到了后来，还让他当上了木工班的班长。

    年底，他买了一块上海表，又穿上在商场买的一套便宜西装，风风光光地回家过年去了。

    在回家的一路上，他想入非非，他的梦想是能当个万元户，在家乡盖上五间大瓦房，再娶上一个媳妇，对了，还得买上一辆嘉陵牌摩托车，这是“三十亩田一头牛”的热炕头日子，不，比那还要好些，毕竟那辆摩托车能带着他飞来飞去……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的梦境。

    过罢年从家里出来，老板说，这回咱们不去北京了，到银川去，贺兰山下，那里的钱好挣。老板还要他组织村里六七个工人，由他带领，到宁夏去。

    有谁知道，这是他新挫折的开始。

    为了节省劳力，他们六七个人要干十多个人的活计，起早贪黑十多个小时，既没有什么好吃的，活又特别累，再加上水硬风硬沙尘大，个个都水土不服。有好几次周国允都累趴下了，到医务室打完青霉素和吊针，就自个儿蹲在台阶上痛哭，哭了好一阵子，心中的委屈哭出来了，再去干活。

    熬了一年，工资少得可怜，竟然没几个钱可以往家里寄。

    他以为下一年可以好些，苦尽能够甜来，谁知第二年才是他的危难时期。

    原来的施工队长承包了一项更大的工程，要参建一个30万吨的水泥厂，于是他找周国允谈，要他从家乡组织50多名工人，分包水泥厂一部分工程。

    周国允如数调来了家乡的“子弟兵”。

    其实，包工头因为想省钱，原先十几个人的活计只让他招工六七人，现在起码是上百人的活计，却只叫他组织五六十个人，明显地是想让他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但是，在这个时候，周国允还有些懵懂，他只想把活干好，早日完成任务，并没有想到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谁知，包工头与甲方在价格上没有谈拢，再加上其他原因，一气之下，决定不干了，连招呼都没打，就将周国允的50多个人撂在了贺兰山下。

    这些家乡出来的工人只认得周国允，于是向他要账，问他要钱。是啊，既然没活干，那你周国允起码得付给这几十个工人路费钱啊！如果再好一点，误工的这些天也得付一些工资吧？

    可是他周国允找谁要去？

    被逼得要再次哭出来的周国允站在风地里想了又想，结果他竟然朝甲方的经理室走去。

    “我们的老板走了，你说怎么办？如果你们真心实意还想建水泥厂，那最好能给我一个机会，由我来承包！”

    在试工的几天里，甲方经理对这帮河南民工有了一个好的印象，他想这也的确是个办法，但既然这帮子河南民工想干，那出牌权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了。

    经理说：“那好吧！我同意，不过，有了以前的教训，我们的条件就要更加严格了。第一，我们还是按原来的价格，你们干就干，不干就算了；第二，没干活不能先给你们钱，前期费用由你自己想办法。”

    周国允说：“第一个条件我同意，工钱少一些我们也干，但是第二点我不同意，你连个基本工资也不给，我们在这里干活，起码得吃饭吧？我又没钱给他们，没有饭钱，我们怎么在这里继续干下去？”

    “那我不管，你们如果完成任务很好，最后的钱我是不会亏欠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