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不妨让他试一试，免得“以言抑人异能”，导致“不世之巧无由出”。曹羲领悟了，便去向其兄武安侯曹爽（就是那个与司马懿一起当过顾命大臣的人）推荐，殊不知曹爽一口就否定了。因曹爽这一否定，马钧的试验终成泡影，那种先进的攻城武器未能在三国时期出现。

    对比一下造“水转百戏”和试制转发式发石机，成与不成，都决定于曹氏王侯的一念一言。傅玄为马钧未能获准试制转发式发石机痛惜不已，感慨系之地发过一通议论：“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张衡）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裴松之显然与傅玄同心相应，所以他在《三国志·方技传》无只言半语提及马钧的状况下，特别插入一段长达一千三百余字的补注，等于为马钧立传，并把傅玄的所行所言传播于世。

    从中看得出，科学技术要“见用于时”，“有益于世”，从先秦的公输般、墨翟开始，就是一个好传统。那时候科学文化领域呈现百家争鸣局面，诸侯们的政治干预度较低，因而他们能够各擅所能，各逞其长。但自从秦始皇开创中央专制集权以后，独裁政治凌驾于科学文化之上，科技创新的自主可能性就大为降低了，以皇权利益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成为科学技术之毛必须依附的皮，服务于这种实用之外还得加上一个服从于这种实用。

    而权大就是准则，皇权高于一切，帝王将相的政治权势实际上在强暴科学技术。帝王将相需要的，允许的，哪怕仅止是“水转百戏”，都赖之而生成了。帝王将相未上心的，不认可的，哪怕实用性强到转发式发石机，也极可能落得“不果试”的境遇。连有一官半职的张衡、马钧尚且如此，其他科技能人巧士的命运自可想见。

    2000余年间，中国人决不比欧美人缺少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人类文明的创新贡献也决不限于通常所说的“四大发明”，科学技术演进史却有不少扭曲和阻滞发生，根子正在其间。

    诸葛亮就比马钧幸运得多了。他贵为丞相，在刘备死后统揽蜀汉军政大权，搞点科技小发明，小革新，自然容易心想事成。按照《三国志》本传所说，他“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连弩不是新发明，而是技术小革新，“损益”就是减一减，加一加，有所改进。蜀汉军队北伐所用的连弩取名“元戎”，以铁制箭，杆长八寸，一次能连续发射十支，就是改进而成的远程武器。1964年曾在四川郫县（今属成都）出土一件铜弩机，制作于蜀汉景耀四年（261），号称“十石弩”，弓张力达到260多公斤，要用脚踏机械才能够张开，在当时无疑相当精良了。马钧所谓“巧则巧矣，未尽善也”的连弩，大概就是这类“十石弩”，他说预期效率可以提高五倍。至于木牛流马，近人刘仙洲教授认为，木牛就是成都平原直到近现代仍在广泛使用的鸡公车（类似北方独轮小车，都靠手推）。

    还有人说，流马也是一种木制运输工具，轮子多达四个。但据裴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亮曾分别就木牛和流马的形制、功能作过说明，如木牛“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勒牛御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形制如象”之类，似乎鸡公车对应不上。木牛流马载物重，能制动，意味着可能不单靠人推（人推不动“一岁粮”）人拉，还运用了杠杆原理或齿轮原理，以减轻人的体力负担。缺实证，姑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