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本传标明的“皆出其意”四字，包含着连弩和木牛流马是诸葛亮设计的，或者由他授意试制成功的两层意思，两种可能。无能是哪层意思，哪种可能，诸葛亮结合军事需求，注重改进远程武器和运输工具，都是难能可贵的。倘若马钧在他的麾下效力，定然能够发挥出更多聪明才智，做出更大贡献。

    孙吴位居长江中下游，东南两部分濒临大海，壮大水军和发展经济都需要造船，因而造船业特别发达，造船的工艺技术水平也相当高。其造船基地分布在东南沿海，主要有侯官（今福建闽侯）、永宁（今浙江温州）、番禺（今广东广州）等处，设置典船都尉专门负责管理。一是造军舰，二是造商船，数量多，船体大，制造工艺相当先进。从细部看，两汉以来广泛使用的橹、舵、帆、锚，以及帆橹并用、风力与人力结合，都有长足的发展，适航性能和航行速度都走在当时世界前列。从大观看，最大的作战巨舰可载3000士兵，上下五层，雕镂彩饰，壮丽非凡。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约500吨以上）”（见《太平御览》卷二六九）。吴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军一万余人，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从台州湾出海，沿海岸线航经今福州、泉州，再横渡台湾海峡，然后在今台湾省的台南、嘉义一带登陆，到达当时的夷洲，揭开了大陆人与台湾土著民沟通的历史新篇章。嘉禾二年（233），贺达又受命率众10000余人，驾船100余艘，穿东海、黄海、渤海北上，到达了当时的辽东和高句骊（今朝鲜）。赤乌五年（242），聂友和陆凯还受命率领30000将士，经南海远航到达珠崖、儋耳（今海南岛）。这都标志着，孙吴时期的造船术和航海术，都居当时世界一流。

    孙吴的手工制造业也颇发达。武昌（今湖北鄂州）地区为冶铸业中心，主要生产兵器。据陶弘景《刀剑录》记载，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建康（今南京）以金银制造业闻名，孙皓曾“使尚方以金银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精妙绝伦。会稽（今浙江绍兴）的铜镜制造业冠盖一时，以高浮雕技术表现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的画像镜，称得上美轮美奂。最了不起的是青瓷制造业，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无论造型、釉色或烧制工艺，吴青瓷都标志着中华瓷走向成熟。1954年在南京市赵岗的吴赤乌十四年（251）墓出土的青瓷虎子（盛尿器皿），1958年在南京市北京路的吴甘露元年（265）墓出土的青瓷熊灯和一对青瓷卧羊，反映出当时的统治者们连某些日常生活用品，也换成了精美的青瓷制品。发展到唐代，今浙江绍兴、余姚烧制青瓷的窑称为“越窑”（绍兴、余姚为古越地），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其基础就是吴之青瓷。

    在在都表明，三国时期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莫不服务于和服从于彼时彼际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特别是军国统治者的现实需求，得失生灭皆决于斯。对此既不宜全盘肯定，也不宜全盘否定。从好的一面来看，注重与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毕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源头和基本途径，不管帝王将相们主观意向是否及此，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终究赖以存活并且创建出了不少的辉煌。从坏的一面而言，帝王将相们无论政治上、军事上多么卓越，甚至高明得比诸葛亮还诸葛亮，只要是让科学技术局限在服务于，特别是服从于他们的皇权实用的框架以内，实用就难免畸重畸轻，有存有废，科学理论研究更难免相对薄弱。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遭到扭曲和阻滞，乃至连人也遭到毁灭，就注定将是不可避免的。华佗的遭遇，马钧的遭遇，无不令人扼腕叹息。更何况，如《三国志·方技传》和《后汉书·方术传》所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