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内容与范围。正是在这一领域容易让今天的读者感到隔膜，需要进行一番化繁为简的清理与诠释。

    曾国藩的读书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通过不断的调整，曾国藩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与关注，从而构筑出属于他自己的读书殿堂。前文已经说过，曾国藩于28岁那年会试后改名国藩，接着又通过了殿试和朝考，被道光皇帝从朝考第一等第三名拔置为第二名，由此进入了前途无量的翰林院，从而也结束了以科举为目的的读书阶段。仕途上的顺利强化了曾国藩进取的雄心，也催生了他按照内圣外王的需求重新调整读书路径的决心，“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庄重地将这四句话铭于座右，他信心满满地对弟弟们说：只要立志苦读，欲为孔孟，就必成孔孟。

    曾国藩说：“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所谓姚先生，就是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的姚鼐。应当说，桐城派古文只有到了姚鼐才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他的“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的观点，开启了曾国藩对文章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由此形成有关读书治学的初始轮廓。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而于清代争讼一时的所谓汉学与宋学，前者即注重于考据，后者则注重于义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样的术语难免会感到陌生，甚至一头雾水。其实它并不神秘，就文章而言，当然是指阐述道理的文章，必须有一个主旨构成文章的灵魂，这就是所谓的义理；而要阐明这一主旨，即这一道理，就必须依靠确凿的证据，于是就有了考据；如何将论点论据组织起来，最后通过什么样的文字表述出来，也就有了辞章。这三种本来相互依存的要素，却由于人们的刻意偏重与强调，这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三种学问门类，相互攻讦，致使原本简单的文章写作被复杂化为声势惊人的学术公案。是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让曾国藩明了文章的本义，同时也为他读书治学画出了一张入门草图。

    按照姚鼐《绪论》一文的导引，曾国藩阅读了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就中体会文章三种要素的交互为用，并努力理清他们的源流归属。

    在此基础上，作为文章灵魂的义理引发曾国藩的格外关注，由此追索到宋学亦即程朱理学，他买来了《朱子全书》，但是以他当时的功力，一时难窥门径。于是，31岁那年，曾国藩登门拜谒同乡理学大师唐鉴唐镜海，请教读书之要。唐鉴告诉他，《朱子全书》最宜熟读，应立为课程，身体力行，并推荐倭仁倭艮峰，请曾国藩向他学习修身功夫。第二年的初冬，曾国藩拜谒了倭仁，向他请教如何将理学家的求道明理与慎独修身结合起来，由此真正开启他内修圣人之德的艰苦而坚韧的实践。其后，曾国藩冲破专治朱子一经的藩篱，从程颢、程颐到张载、周敦颐，通过大量阅读，曾国藩理清了理学发展的大体脉络。同时，他还兼治古文，读书治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6岁那年，曾国藩得了一场大病，前往报国寺养病，身体上的原因，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践行性很强的理学，用阅读他向来轻视的考据学方面的书籍来打发时光，不想巧遇考据名家刘传莹，二人各具短长，相互弥补，曾国藩向刘传莹传授了理学精要，也从刘传莹的那里学到了考据学以及由考据学派生出来的小学的知识，这就使他不仅改变了对这一门学问的轻视态度，更令他弥补了有关考订史实、训诂文字、辨别音韵等方面的欠缺，致使曾国藩的读书治学步入全面发展的轨道，为他日后独树一帜、卓成一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师从唐鉴之时，曾国藩就从老师那里知道了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问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