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经济之学。此经济学乃经世济用之学，囊括了政治、经济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的狭义经济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经济之学在唐鉴那里被归入了义理一科。不过唐鉴的一句“经济不外看史”，却开启了曾国藩关注经济之学的读书门径。通过大量阅读，曾国藩毅然将经济之学从义理科中拿出，专列孔门政事之科，不仅变三种学问为四种学问，而且还将四种学问统统纳入礼学，认为礼学是四种学问的综合体，是经纬万汇的经世大法。鉴于古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曾国藩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仍然不惜耗时费力，从难以数计的古今人物中慎选三十二位圣哲，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画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以方便弟弟、子侄及后人们阅读。这就是有名的《圣哲画像记》一文的由来。

    不过，大名鼎鼎的王夫之王船山此时并未进入三十二名圣哲之列。这一年是咸丰九年，将近四年之后，即同治元年十月，王船山才进入曾国藩的视野。同太平天国的战争趋向高潮这一急迫的现实，令他将目光锁定于同为湘籍的先贤王船山，王氏的《读通鉴论》与《宋论》对他平灭太平军乃至日后征剿捻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发与借鉴，而且，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的宏大抱负，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要平息因私欲而起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所不懈研求的恰是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至此，曾国藩的读书治学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不仅空前开阔，而且由博返约，借对王船山的评价，归结出经纬万汇的礼学的核心命题在于仁心与礼制，从而对读书治学的内涵与功用的领悟最为简要地切中要害。

    最后要说到曾国藩读书的方法与境界。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曾国藩所说的读书，绝不单指看书，而是看（看书）、读（朗诵）、作（作文）、写（写字）四方面兼行，这就将读书上升为一个系统，强调多渠道同行并进，在一种综合互动中，实现读书收效的最大化。就读书而言，这种综合性的强调，应当是曾国藩读书方法上的一大特色，而且具有很高层次上的方法论意义。

    从看的方面言，曾国藩最重视“专”字。他认同好朋友吴子序的话：用功好比挖井，与其多挖而不出水，不如守住一口井，力求挖出水来。为此他告诫弟弟们若志在经典，只须专攻一种经典；志在科举文体，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古文，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以兼营并务，兼营并务势必一无所能。

    从读的方面言，曾国藩注重对诗文的吟诵把玩，以感受其中的声调、辞采与意韵。譬如他就能从韩愈的四言诗中吟味出亮如皎日、响如春雷的声气与光彩。他谈及读《四书》、、《尚书》、、《左传》等经书，《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的诗，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的文章，不高声朗读则不能领略到它雄伟的气概，不细咏静吟则不能探究它深远的韵致。

    从作的方面言，曾国藩特别崇尚气的运行，主张写出生命的能量与昂扬，譬如对六弟，就曾鼓励他写出如火如荼的文章。基于对辞章学的深湛理解，他提出一个生动而形象的命题：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只有血气运行，人才有生气。这一命题，极大地张扬了文字在传道中的功用，由此表达他高度重视文字的观点。譬如对儿子，在肯定文字纯熟这一切实功夫的前提下，鼓励他们说：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

    从写的方面言，曾国藩对于书法更有扎实而独到的感悟。譬如握笔，他主张握笔要高，可以握到笔管顶端为最好；再如用笔，他曾告诉儿子：写字的中锋，用笔尖着纸，而偏锋则用笔腹着纸，不向左边倒，就向右边倒，当将倒未倒的时候，一提笔就是蹲锋；特别是关于用墨更有精彩之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