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喜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尺。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弥吾之缺憾矣。

    关于书目与资料，自先秦至清代，可谓浩如烟海。但曾国藩有一个观点：买书不可不多，看书则不可不择。即便如此，经他选择出来的书目与资料也会让今天的人们读来一头雾水。因为这些东西距离我们太过遥远，难免会有很深的隔膜，不过一旦有志于国学，或者需要涉猎一下古代典籍，这些内容对于我们都不无启迪。

    关于方法，这应当说是十分宝贵而重要的。譬如他教儿子读《汉书》，要从小学和古文两个途径入手，而要弄通小学，一定要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两本书；若要懂得古文，必须看《文选》和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两本书。再譬如他谈汉魏文章，就把握了训诂与声调两大特点，而且自汉魏以降一直到本朝即清代小学的出现，都能贯通下来，故此才能看出唐宋文人对常见文字的误用。还譬如他教儿子涉猎天文历法知识，以弥补自己的缺憾，除了向儿子指点必须的书目外，更教给儿子一个十简便的办法：每天夜里辨认恒星二三座，用不了几个月，就可以全部认识了。

    至于切己体察，曾国藩举他读《孟子·离娄》为例，说出一个很让人深味的命题：处于高位的人必须遵守道德，处于低位的人应当遵守法规。这似乎是一个不以平等为前提的命题，在上须守德，在下须守法，那么反过来呢？法对在上者，德对于在下者呢？看曾国藩的观点，他是把倾向放在上者的，他说：如果人人都以遵守道德自居，只从心愿而不讲法律，就会以下凌上。这就意味着在下者是没有资格讲德的。即便我们不对曾氏的思想进行否定，但至少我们应该对他的观点画上一个问号。

    欲看《汉书》，必先通小学与古文

    又爱好《通鉴》、《文选》和姚惜抱所写的《古文辞类篡》，以及我自己选抄的《十八家诗抄》四种书，一共也不过十几种书。早年我一心一意想做学问，时常想把这十几种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效顾亭林、王怀祖。如今年纪大了，时事又很艰难，立下的志向也无所成就，半夜想起来，时时惭愧悔恨。泽儿如果能完成我的志向，把《四书》、《五经》和我爱好的八种书，一一熟读并深入研究，略作札记，记下读后的心得体会，记下读时的疑难问题，那我就欢欣快慰，夜得安寝了，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求的了。至于王氏父子考订的二十八种书，凡是家里没有的，你可以开一个清单来，我打算一一购买了寄回来。

    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扬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元成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载钜篇。如贾生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盖孟坚于典雅瑰玮之文，无一字不甄采。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为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