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包括曾国藩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至道光二十四年九月间写给几位弟弟的四封信。

    信中所涉读书治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譬如：只要立志真，读书不择时地；君子之志即君子所忧；《大学》三纲领，即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其要在格物与诚意两项；明师益友重重夹持令自己自新。总括说来，其核心是在讲读书的目的。

    曾国藩终其一生都是以儒学作为他安身立命的归宿的，因此将自己修炼成圣人是他始终不渝的目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用这一目标去指导自己的弟弟和子侄。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读书，而读书最重要的是要端正动机、明确目的。这就是立君子之志，就是有民为同胞、物为同类的器量，就是要内修圣人之德，外建王者之功。其理想的标本就是尧舜禹汤与文武周公。因此他才批评六弟因小试失利便埋怨命运不佳是没有君子之志与君子之忧。当然，外王是不容易实现的，至少是在考取功名、步入仕途之后的事情。曾国藩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教诲弟弟们不要把宝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对四弟，当他看出四弟并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劝四弟淡去科举功名之想转行孝悌。在这里曾国藩谈出了一个关于读书的重要思想，即读书的目的轻于文章而重在践行，同时也体现出曾国藩因材施教的一贯思想。而且由此其弟兄的分工也大抵形成，日后终其一生，四弟都是专司家务，以解除曾国藩及另两位弟弟在外安心国事的后顾之忧。

    归结起来，曾国藩关于读书目的的阐述，恰是孔孟之道亦即儒学经典的要义所在。人生最佳的境界当然是内圣外王，没有外王，退求内圣，而内圣与外王相比则更其根本。那么内圣的实现途径，则在于格物明理和诚意践行。格物明理，实际讲的是求知，求知是求的圣贤之知，圣贤之理，从他的信中可知，他对格物的“格”字讲得特别深透。诚意践行，就是践行，就是行，就是做，他强调的是行圣贤之行，也就是做圣贤所做的事。譬如说“孝悌”，他对四弟说：现在的人都把“学”字看错了，如果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部分学问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了，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就是十分学问。如今人学习都是为了科举功名，对于孝悌伦理规则的大道理，反而好似和书不相关。却不知书上所记载的，写文章时替圣贤说的，不过是要讲明这个道理。倘若事事做得好，即便笔下说不出又何妨！倘若事事不能做，并且有负于伦理纲纪的大道理，即便文章写得再好，也只可算是个名教中的罪人。

    可见曾国藩鼓励弟弟们以内圣作为读书的终极目标，是将内圣落到实处的，是扎根于日常实用的。在信中他对弟弟们说：人生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所谓进德，指增进孝、悌、仁、义的品德；所谓修业，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最可贵的是，曾国藩认为：这两件事都由自己作主，不同于功名富贵，则都由命运决定，一点也不能自主。在这里，曾国藩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尽管功名富贵由不了自己，但人只要把握住进德与修业两项，就有了兴家立业的本钱。也许在这方面说得最彻底的，甚至有些绝对的是他从“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话中推出：我欲为孔孟，则即可成孔孟，日夜孜孜以求，所学都是孔孟，那么谁阻止你成为孔孟都休想。反过来，即便你天天同尧舜禹汤住在一起，也照样他是他，你是你。这一方面是他读书成圣的思想的体现，同时也将人的主体性价值推到了极致。

    君子之志与君子所忧

    四弟来信甚详，其发愤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做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