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取了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公元1844年6月27日）和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公元1862年8月28日）分别写给四位弟弟和儿子纪泽的两封信。

    将相隔十八年的两封信辑在一起，是因为二信都是谈文章的运气、行气的。

    在给弟弟们的信中，曾国藩谈了四弟的文章，指出其词句多不圆足，文笔也平沓不超脱的毛病。然后提出一个观点：平铺直叙最为作文所忌，要求四弟痛加改掉。

    而着力最多的则是对六弟文章的评价与期许。曾国藩不无遗憾地指出：六弟之文词意平庸，没有才气峥嵘之处，不是他心目中的温甫。以六弟的不凡天姿，这时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做出如火如荼的文章，将来也许有所成就。这其实是在讲文章的行气的，诸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如火如荼，都是强调文章要写出气来，即写出一种生命的昂扬与能量。这种思想，经过十八年的酝酿，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则已经明确成了一个重要美学命题，即行气是文章的第一义。曹丕就说过：“文以气为主”。所谓气，其实是指作家生命力与创造力。文章写出气的运行才到了境界。他让儿子认真体会司马相如、杨雄的跌宕起伏与韩愈的倔强，尤其先在韩愈的倔强方面揣摩一番，从中领会气在文章中的运行。不过，我们必须清楚，这实际上是曾氏看出儿子性情偏柔，雄健不足的一面，有意让儿子在行气上加强自己。至于前信中他对六弟的期许，则是着眼于六弟的应考，他告诫六弟，如果文章没有气，一鳞半爪，文意浅显，格调卑微，就是被录用，也当自惭文章太浅薄不堪了。如果不被录用，那又文章与功名两方面都失掉了。他提醒六弟今年入学固然很妙，万一不入，应当尽弃前功，一心学习先辈大家的文章。曾国藩特别强调不要一味地做那些应试之题，以免贻误终生。

    至于前信中很大篇幅都是读书以外的内容，留存在此，可供了解士子京城待官的风情。

    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三月十三日发信后，至今未寄一信。余于三月廿四，移寓前门内西边碾儿胡同，与城外消息不通，四月间到折差一次，余竟不知，迨既知而折差已去矣。惟四月十九欧阳小岑南归，余寄衣箱银物并信一件。四月廿四梁菉庄南归，余寄书卷零物并信一件。两信皆仅数语，至今想尚未到，四月十三黄仙垣南归，余寄闱墨，并无书信，想亦未到。兹将三次所寄各物，另开清单付回，待三人到时，家中照单查收可也。

    内城现住房共廿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三十串，极为宽敝。冯树堂、郭筠仙所住房皆清洁。甲三于三月廿四日上学，天分不高不低。现已读四十天，读至“自修齐至平治”矣。因其年大小，故不加严，已读者字皆能认。两女皆平安，陈岱云之子，在余家亦甚好。内人身子如常，现又有喜，大约九月可生。

    余体气较去年略好，近因应酬太紧，天气渐热，又有耳鸣之病。今年应酬，较往年更增数倍，第一为人写对联条幅，合四川湖南两省，求书者几日不暇给；第二公车来借钱者甚多，无论有借无借，多借少借，皆须婉言款待；第三则请酒拜客，及会馆公事；第四则接见门生，颇费精神。又加以散馆殿试，则代人料理；考差则自己料理。诸事冗杂，遂无暇读书矣。

    三月廿八大挑甲午科，共挑知县四人，教官十九人。其全单已于梁菉庄所带信内寄回。四月初八日发会试榜，湖南中七人，四川中八人，去年门生中二人。另有题名录附寄。十二日新进土复试，十四发一等廿一名，另有单附寄。十六日考差，余在场，二文一诗皆妥当无弊病，写亦无错乱，兹将诗稿寄回。十八日散馆，一等十九名，本家心斋取一等十二名，陈启迈取二等第三名，二人俱留馆。徐棻因诗内“皴”字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