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趋于兼采。而曾国藩在这封致刘蓉的信中便是持这种汉宋兼采的见解的。在这里，曾国藩阐述了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文字与道并重、汉学与宋学并举的观点，尤其是针对崇道贬文的观点，提出一个深刻而生动的命题：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他说：倘若知道舍除血气则无以见心中所存之理，则知道舍除文字则不可能见圣人之道。进而发下宏愿：文道兼修，身体力行，并付诸文字以传于后世。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

    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相续、字与字相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切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仲尼既殁，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杰之土，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白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听说这里有擅长作古文与诗的人，就此细加查访，原来是桐城姚鼐郎中的著作。姚鼐的言论的确有可取之处，于是将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尽心阅读，其他六朝善于写诗者以及李白、苏轼、黄庭坚等人，也都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探究他们的源流归属，然后懂得古时悟道者，没有对文字不明了的。会写文章而不悟道者，或许有，怎么会有悟道而不会写文章的人呢？

    古时的圣人观天地的纹理、鸟兽的行迹，而制作书契，于是便有了笔画。笔画与笔画互相交错而成为字，字与字相连续而成为句子，句子与句子相连续而成为篇章。口头上不能表达的，文字能曲意传达，所以文字能代替口头而传之千秋万代。伏羲已经深知治理天地人之间的法则，而画出八卦以使其明了。文王、周公担心人们还不能明白，于是以文字来彰明它，孔子又作《十翼》、编各种经典来阐述它，于是散见于万事万物中的道也便尽可能见于文字了。

    圣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确立的所行与万事万物相联系，隐然符合于道，他的文字可以教育后世。我们士人之所以能够学习圣贤，也是靠着文字来考察古代圣贤的作为，窥究他们的用心之所在。如此说来，这些句与句、字与字相连续的篇章，便将古圣贤的精神语言笑貌都寄寓了。假如出现毫厘之差，便会错致千里。词气的缓与急，韵味的厚与薄，作文者一有不慎，则格局立即变化，读书者一有不慎，则于文中之意瞢懂无知。故而国藩恳切地说，今天想要明了先王之道，不能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枓。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