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孔子死后，他的门徒四处分布，将学问传递下去，此后聪明杰出的人士中有见识懂著书的人，大致说来都是孔子学说的后人，他们文章的醇厚与杂驳，都可以从他们对道明了的多少来区分。对道明了特别多的人，文章则尤其醇厚，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次一点的，醇厚上也差一点；对道明了少的，文章则杂驳，尤其少的，则尤其杂驳。从荀子、扬雄、庄周、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等次差别，大致可以指数出来。

    那么，明了道的多与少如何来区分呢？可说是：深与博。从前，孔子用称赞来阐明天道，用作《春秋》来由衷探求人事的恰切，这可称作深刻！孔门学问有四科。子路懂得军事，冉求能使国家富裕，向柱史问礼，与鲁伶讨论乐，多种学说都知道它的源头，可称作广博。深刻，则能钻研万事万物细微端倪；广博，则能详万事万物的情状而用之不尽。后来那些对道的明了不及孔子者，在深刻上有差别，在广博上有差别。能够做到深刻而且广博，在文章写作上又不失古代圣贤情怀的，孟子之下，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醇厚正大，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少有人能匹敌。许慎、郑玄，也是能深刻广博，但他们详释字义字音的文章或有所缺失而显得零碎；程颐、程颢、朱熹，也是深刻广博，而给人以指示的语言或有所缺失而显得狭隘。其他比如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一类人，能够广博但不能深刻，他们的文章流于支蔓，游酢、杨时、金履祥、许谦、薛季宣、胡宏一类人，能够深刻但不能广博，则文章失于浅显。于是有了汉学与宋学的区分，互相争辩，已不是一朝一代了。

    我不自量力，想兼取二者之长，对道的明了既做到深刻广博，在为文上又达到无累的地步，对于一己的渺小之心，这自然承受不起的奢望，好比以蚊子之力而想担山，又像盲人而想长行万里，也的确可笑！这是因为我往上看仰慕《通书》、《正蒙》，其次则特别嗜好司马迁、韩愈的书，认为这二位先贤的确是深刻广博而又看出古人为文的法则。现在的评论者不去细究二位的见识学问，动辄就说司马迁的书充满愤懑不平之气，韩愈的书则傲岸自得，您或许没有深入考察，也赞同世人的这个说法，这好比看到《盘》、《汤诰》等艰涩难懂而说《尚书》不可读，读郑国、卫国那些涉及淫乱的诗而说整个都可删去，岂不是以偏概全而不加以细细推究了吗？孟子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便是大为风光也不加誉，是穷困独居也不贬损。”我则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便读破万卷也不加誉，即便一字不识也不贬损。从这个角度来看，君子可以离开书籍而谈论道，反而使得他身上具备仁、义、忠、信。就天性而言，尧舜孔孟等人并非有余，愚夫愚妇也并非不够，本来就与文字无关。就书籍而谈道，则道好比人心所负载的理，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血气固然不可以称为理，但舍除血气，性情又将以什么为依托呢？当今好雕虫小技的读书人，沉溺于声律词藻的末节，至于有些略微明了道的人，又说读圣贤书应当在于明了道理，不应详究他的文字。这好比讨论看人应当看他的心所负载的理，而不应当看他的表面言行这样的血气末节，这话岂不荒谬吗？倘若知道舍除血气则无以见心中所存之理，则知道舍除文字则不可能见圣人之道。

    周敦颐说文以载道，而用空车来讽刺世俗读书人。空车固然不行，而没有车又能远行吗？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