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国藩以治学为志向的时间不是很早，中年在朝中做官，私下读了许多前人的著述，稍微涉猎到先代圣贤大儒长者的学业；因为才质愚钝，身体多病，所以一无所成。后来南征北战，学业更加荒废。丧乱还没有平复，我的年纪将要五十岁了。从前我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发现他所列的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名多到数不清；有的像日月一样的光明，有的却湮没无闻。及至做了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两个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书籍之多，远远超过前代的收藏；而且仅存书目的书籍几十万卷，还不在其中。天啊！怎么会这么多呀！即使有生而知之的资质，连续几代也不能读完那些书，何况资质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书籍之多，作者之众，像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喝得完的。最要紧的在于慎加选择。我既然自知能力不够，就选择了古今圣哲三十余人，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遗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后人有志读书，读这些人的著作就够了，不必广求博览，而学业相传没有超过这些的了。从前在汉代，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的事迹，而且也有图像。后人受到感染，情趣激发，学业大兴，形成很长的历史。熟悉了圣哲们的仪容，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会通他们的微旨，契合他们的灵魂，只要诚心攻读，仁道岂能很远？国藩记。

    尧、舜、禹、汤，都没有著作，只有史官记载他们的言论而已。及至文王被囚禁，才撰写文章，演绎《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彰明，师道也就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抵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独尊孟子。而宋代的贤哲，更认为可把孟子升高至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书，同相提并论。以后论学的人，没人能改变这种看法。所以我把他置于周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后面。

    左丘明作传解释《春秋》，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又好援引离奇怪诞的事情，辞采华丽，超出了本来事实。太史公称庄子的著作都是寓言，我看他自己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六七成。班固在才识与抱负方面，比司马迁相差很远；但是对于治世的典章，六经的主旨，文字的源流，无形与有形的情状，叙述得非常清晰详尽。这岂是那些才识短浅，在先生面前互争得失，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所能比的？

    诸葛亮生于乱世，服膺儒术，立身行事能从容合道。陆敬舆事奉多疑的君主，驾御难以驯顺的将官；他用光明照亮君主的心胸，用诚恳统领将官。譬如驾劣马登陡坡，虽有险阻，却仍能纵横驰骋，这是何等的神奇！范仲淹、司马光，遭遇的时代稍为好些，然而在坚贞卓绝真诚信实方面，各有独特的造诣；他们坚守正道，带动社会蔚然成风，气度也算是很远大的了！从前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伊尹、吕尚只能同他旗鼓相当，至于管仲、晏婴之辈，几乎不能同他相比了。而刘歆则认为董子所受师友的熏陶，简直比子游、子夏都要逊色。以我看管仲、晏婴、子游、子夏这四位贤者，虽然比不上伊尹和吕尚，必定比董仲舒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