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我不能如刘向父子一样来论定他们的优劣而已。

    自从朱子表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以为他们的学说是上承孔、孟的道统，后代的君、相、师、儒，忠诚地守卫他们的学说，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大儒辈出，训释经籍，考辨详博，超过了前贤，别立标帜，号称“汉学”。这派人排斥宋代周、程、张、朱五子的理学，认为他们不应该独享尊崇。而笃信五子学说的人，也摒弃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有害于道，争辩个没完没了。我看五子立说，大的地方，多和孔子之道相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而汉学一派，虽训释经书，稍有不妥，应该拿近代对经书的解说加以辅助，又怎么可以排斥众说而自限呢？这两派人，也同样可笑。

    西汉的文章，像扬雄、司马相如的雄伟，本为天地间的强劲之气，获得了阳刚之美的，这是天地间的义气。像刘向、匡衡的渊深美好，这是天地间的温厚之气，获得了阴柔之美的，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后，在博雅方面，并不比古时逊色，但是风骨稍为衰弱了。等到韩愈、柳宗元相继而起，把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完全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堪称不同凡响！欧阳修、曾巩，皆取法韩愈，但是文章的体质，和匡衡、刘向相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没有人能研究透彻。总而言之，不会超出阳刚与阴柔这两个途径，即使再经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我抄录古今诗，从魏晋到国朝，共选了十九家。一般说来，诗的途径是很广泛的，各人的嗜好趋向，要看他的性情接近于那方面而定。譬如百味佳肴，摆在桌上，只要选取适合自己口味儿的，吃饱而已。如果一定要穷尽天下的佳肴，遍尝以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一定要强勉天下人的口舌，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庄子曾经说过：“大惑的人终生不能颖悟，大愚的人终生不会聪明。”我在这十九家中，又笃守其中的四家：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欢他们的人也将近十分之二三。我怕遭受庄子终生不悟、不聪明的讥讽，所以就选取这些人的作品，终生学习。

    司马迁网罗了以前的传闻，贯通了三古而作成的《史记》中的八，却颇嫌简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比较详备了，然而只写一代，不能会通历史。要想遍览治世大法，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比不上它。近百年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的学问，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大多数的人都推崇许慎、郑玄，很少人谈及杜佑、马端临。我以为许慎、郑玄考证先王制作的本源，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代因革的大要，就实事求是而言，二者殊途同归。

    先王的大道，所谓修养自己、治理人民，织构万类的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汉代学者们所搜求的，郑康成所以能够超越常人，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超过八代了。宋代张载、朱熹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纂辑的，无不谨慎地把礼作为对象。我们清朝的学者，以顾炎武为大师，国史《儒林传》，赫然列为第一。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气概，是何等的雄壮！后来张蒿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特别把礼视为优先的事情。而秦尚书蕙田，因而纂修《五礼通考》，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间所有的事情，都用礼来贯综它，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思虑精严了。我画国朝先贤的遗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岂能没有深意？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不纯于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论闳博通达，国藩能够粗略地懂得文章，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高深的造诣，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