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及的，所以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

    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方面：就是义理、词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华，的确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对他们进行讨论。至于像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在孔门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在孔门中是德行科，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中是言语科的，就是所说的词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中是文学科的，顾、秦跟杜、马较为接近，姚、王跟许、郑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终生使用起来，都不会有穷尽的时候。假如又有人嫌这些人简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还没有见到泉水，就认为一个井太狭窄，而必须广泛地挖掘数十甚或一百个井，身体衰老了，力气疲怠了，却始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会是恰当的呢？

    自从佛教徒讲因果祸福的道理以后，行善应得报偿的说法，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坚固而不能破除。士子刚开始读书，就期望能考取功名，获得高官厚禄的报偿。有的人稍微读了些古书，窥探了古人浩如烟海的著作，就想得到远近的赞誉，后世的美名，以作为报偿。有的人编一本书还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二个有影响力的人，将他宣扬给每一个人，以补偿自己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就想收获；用了一分力量，就希望得到十分的报偿。譬如买酒买肉，吵吵闹闹地讲价钱，可是卖酒肉的人又从中取得两倍的利润。利禄达不到的时候，就希望在死后能得到不可知的美名。甚至有的人说孔子在世的时候，得不到官位，死后所获得祭飨的报偿，比尧舜还要隆盛。一般郁郁不得志的人，就拿来作为证明和安慰，这是多么鄙陋啊！现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买卖，在财利上斤斤计较。有人欠了一百个钱，就怨恨到他的子孙。假如买卖做到整个都市，珍贵的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量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个钱的有无，有时就无暇去计较了。至若富商大贾，操持百万黄金，公私流转繁衍，那么数十或一百缗的费用，有时就无暇计较了。同样是人，所操持的财货大了，尚且有无暇计较小数目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操持的特别大，而对于世人丝毫的善行，浅薄的学问，却要一一设法报偿，不是太劳苦了吗？商人的货殖相同，经营的时间也相同，但是有的赚钱，有的亏本；应对策问的人所答的题目相同，但是有的中式，有的不中式；为学著书的功力深浅相同，但是有的留传后世，有的未能留传，有的人出名，有的人不出名，这也都有命数在，不是可以勉强做得到的。古时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的。道术不能通晓，自己不免还是个鄙野的人，或者有顷刻的懈怠，这都是值得忧虑的事；自处平易，以等待天命，下学人事，上达天理，仰不愧于天，俯不惭于人，这都是值得快乐的事。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无不是终生在忧虑，终生在快乐。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祈求，又要什么报偿呢？自己力求隐藏，又要什么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痛生不逢时，怨恨的情绪，表现在书本上，这和圣贤自得其乐的生活意趣，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但那是他们在痛惜自己非凡的才学，绝不是那些无真才实学又想尽快获得俗名的人所能比的。如果急于想获得名声，那就和三十二位圣哲相差太远了。将要到河北、山西一带去，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路径上不是差得太远了吗？

    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与程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