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曾国藩于同治五年（1866年）为《王船山遗书》所写的序文。

    王夫之，字而农，因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他的代表作。

    王船山及其著作进入曾国藩的视野，也许始于唐鉴先生的影响，因为曾国藩初入翰林院，曾师事唐鉴，唐鉴十分服膺王夫之的学识，在他的《国朝学识小案》中专设《船山学案》，而《国朝学识小案》一书经由曾国藩校对与刻印，并写下《书学识小案后》一文。其后也许与湘军核心人物之一郭嵩焘有关，郭氏早在元丰初年就开始认真研读王船山的著作。而曾国藩与郭嵩焘交往密切，他之所以能够奉旨帮办湖南团练，有赖于郭氏的力劝，由此走上创办湘军，平定叛乱之路，最终成就平灭太平军的赫赫事功。

    当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急迫的现实需求。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知，曾国藩研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始于同治元年十月，这时正值同太平军的战争趋向高潮之际，从地理位置上，与王船山所论三国时刘备、诸葛亮、鲁肃等都是处于长江东南沿线，曾国藩正是借助王船山精辟的史论，来映照眼下的现实，以寻求恰切对策。及至同治三年七月攻克太平军总部金陵后，于次年五月又很快转赴山东剿灭捻军的战场，曾国藩除了继续研读《通鉴论》外，又进一步研读《宋论》，从王船山对历代农民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总结中，学习应对捻军之策。

    不过曾国藩绝非一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宏大抱负的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诚如他文中所说：从孔子到孟子都是“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恰是在深深隐遁的日子里，于“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

    此外还有一点原因，那便是曾国藩亲手打造的湘军，无疑有着极强的地域性，王船山作为湘籍前贤，很容易进入湖南人的视野，从唐鉴、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是湖南人，于是，王船山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面旗帜在湘军中被高高扬起。而其间最有力最切实的工作，便是《王船山遗书》的刊刻，这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与九弟曾国荃以及刘毓松父子的巨大付出。曾氏兄弟在湘军幕府中专设编书局，聘请家学渊源的刘氏父子主持，其间曾国藩本人则于百忙之中做了大量的校阅、订正的工作，并写下了这篇序文。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紬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