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自系有意与之为难。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赏罚于是乎分，即饷之有无亦于是乎判。去冬金眉生被数人参劾，后至抄没其家，妻孥中夜露立，岂果有万分罪恶哉？亦因名望所在，赏罚随之也。

    （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与国荃国葆书 公元1860年8月19日）

    畏知天命，其实就是畏惧盛极而衰的规律。如何自我谦抑，曾国藩深谙其道。最根本的就在于“忠义”与“爱民”。他告诉弟弟：我们现在之所以拥有一些虚名，为众人追随，全靠我们的忠义，不忘皇上叫做忠，不失信于朋友，叫做义；凡养民以为民，设官亦为民也，官不爱民，我所痛恨。这便窥到了为政之道的秘奥了。

    （同治元年九月廿四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62年11月15日）

    沅弟左右：

    初九夜接初五一缄，初十早又接初八巳、午刻二缄，具悉一切。

    沅弟左右：

    沅、季弟左右：

    至安庆之围不可撤，兄与希庵之意皆是如此。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槃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大抵欲言兵事者，须默揣本军之人才，能坚守者几人，能陷阵者几人；欲言经济，须默揣天下之人才，可保为督抚者几人，可保为将帅者几人。试令弟开一保单，未必不窘也。弟如此骄矜，深恐援贼来扑或有疏失。此次复信，责弟甚切。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廿七日接廿一日来信，具悉一切。

    要办大事，以识见为主

    至于我惭愧地窃居高位，窃取虚名，时刻都有颠覆坠落的危险。我通观古今人物，像我们这样的权势，能保全、得到善终的极少。我深怕在鼎盛之时，都不能庇护弟弟们；在我颠覆坠落的时候，或许还会连累弟弟们。只能在没有事发生的时候，经常拿危险之词和苦困之语来互相劝诫，也许这样可以避免大灾难。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63年3月7日）

    沅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而言及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此岂自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

    （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62年9月17日）

    宽以名利、严以礼义

    克复金陵的事果真有望，我大为欣慰。这都是本朝的福分，决不是我辈做臣民的所能做到的。不仅是我并没有身临前线而所以不敢有一点张扬的念头，即使像弟备尝艰苦，也一定要深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与劳绩是臣的本分、福运在于国家的道理。心中时时都要有想着国家而又不参与其事的想法，存一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成就功业其实难居的想法。如果内心丰富深邃，则将来有幸拿下金陵城的时候，谦逊之德会自然会从自身体现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

    初九晚上接到初五的一封信，初十早上又接初八巳时、午时的两封信，知道了所有情况。

    湖北人这样对待季弟，自然是有意跟他为难。名望高了，是是非非就产生了，赏罚就随之而来，就是军饷的有无也可成为赏罚的原因。去年冬天金眉生被几个人参劾后，以至于抄没了他的家，妻子儿女深夜露宿在外，难道果然有万分的罪恶？也是因为他有了名望，赏罚就随之而来了。

    沅弟以陈米发民夫挑壕，极好极好，此等事弟等尽可作主，兄不吝也。

    兄国藩手草

    当年星冈公待人接物，无论贵贱老少，都是一团和气，唯独对待子孙诸侄，则是异常严肃，遇到节日，更是凛然不可冒犯，大概也是具有一种收敛之气，使家中过节的欢乐气氛不至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