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息众课农”，发展农业，并把这些经验推广到河套以北。登国九年（公元394年）三月，又命堂兄拓跋仪在五原至固阳一带的河套平原屯田。拓跋珪对屯田控制得很严，特设督屯官。督屯官和屯田民都无土地所有权。屯田的收益除一部分归国家外，其余按一定比例分给屯田民。由于屯田的百姓并非全是无偿劳动，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所以这一措施很得民心，因而收获量也很大，为促使拓跋部畜牧经济逐渐转向农业经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拓跋珪加速汉化的第二个有力措施就是“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从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到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拓跋珪多次下令，强制解散血缘关系的各部落组织，使各部牧民与原来的部落大人脱离关系，重新按居住地组织编制，由政府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从事农耕或定居放牧。这样，拓跋部的成员除极小部分作为皇帝的亲近侍从而上升为官僚贵族外，绝大部分就随着分土定居而成为负担赋税和兵役的农民，拓跋部的封建化程度也就随之加深了。

    拓跋珪的第三个措施就是计口授田，发展生产。北魏初期，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俘获了大量的人口。拓跋珪在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带走后，除了一小部分战俘作为国君的战利品赏赐给贵族、大臣和将领，使他们沦为奴隶以及牧子、隶户、杂户外，其余的大多数人则是被作为“新民”随其内徙。政府发给这些“新民”耕牛和农器，按照人口授给他们田亩，让他们在划定的范围内耕种田地，并设置专门的部帅对他们进行管辖。

    三、祸起萧墙被杀身亡

    拓跋珪晚年开始盲目自信，刚愎自用，性格变得十分猜忌和多疑。他常常担心别人觊觎他的皇位。天兴三年（公元400年），他下了两道诏书，一道说：“人们认为汉高祖以平民而有天下，这是不对的。汉高祖做皇帝，是由于天命。没有天命，而妄图非分，是要遭殃的。”另一道诏书则反复说明：名利和爵位是末，道义才是根本，本末是不可以倒置的。诫谕群臣要讲道义，不要贪名争利。道武帝把天命和道义的神学教条作为精神药石，但这副药石也并不能使他得到完全安宁。他不断猜疑臣下对他不忠，担心他们谋图不轨。那些功高名重的大臣、将帅和拓跋王族更成了他的猜忌对象。一旦被怀疑，轻则流放，重则杀头。

    拓跋珪的堂兄拓跋仪，本是北魏最著名的将领，在参合陂之役和灭燕战争中功盖诸将，不论是在拓跋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中，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也就日益为拓跋珪所猜忌。天赐六年（公元409年）掌占卜的官员对道武帝说：“今年天文有异常的变化，可能会有大臣叛乱。”拓跋珪更加疑虑，一时间弄得朝廷人心惶惶，大将重臣均有朝不保夕之感。拓跋仪担心祸将及己，惶恐不安，于是单骑出逃，但最后还是被道武帝派人追获赐死。

    早在窟咄与拓跋珪争夺王位时，高邑公莫题曾用箭射信给窟咄说：“拓跋珪还是个三岁牛犊，岂能任重载之车！”表示愿意支持窟咄。这封信被拓跋珪截获，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天赐五年（公元408年），有人告发莫题住宅豪华，为人骄傲，蔑视皇上，拓跋珪就借题发挥，派人将莫题当年用过的箭给他送去，并责问他道：“你看我这个三岁牛犊现在到底如何呢？”莫题父子自知活不成了，相对而泣，不久便被处斩。

    越到后来，拓跋珪的疑心就越重，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大臣处死。北部大人贺狄干被后秦囚禁于长安多年，回到平城后，拓跋珪见他穿的是秦人的衣服，说话有秦人的口音，便认为他仰慕后秦，将贺狄干连同他的弟弟一起杀了。大臣司空庚岳被人告发衣服华丽，行为举止仿效帝王，也马上就被处斩。在朝廷议事时，拓跋珪也动辄杀人。只要他忽然想起某位大臣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