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依旧，不但在全国多家报刊开了各式各样的专栏，每年都有一两本新书新鲜出笼，这令我这比他小十多岁的同乡惊叹的同时，亦令我相形见绌。现在，我的两本新书终于定稿了，另两部书稿《新闻现场——我的北京记者生涯》和《审判医院》也很快在近日杀青。在我的第一本新作《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刚完稿时，老古成为了我的第一个读者，还特意为我写了一篇题为《谁家有笔可做刀》的序言。

    1999年10月，我在北京西单的地铁口认识了一位黑龙江作家庄晓斌。当时他的妻子正在来往人中叫卖他的狱中之作《赤裸人生》。老庄满脸沧桑，眼角布满了皱纹，他和他的妻子脸庞都晒得黑黑的，夫妇俩各举着一本书在叫卖着。当我和跟踵而至的路人，在喧哗的繁华地段听到他们向路人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喊着：“中国第一位囚犯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我就是囚犯作家庄晓斌……”

    庄是黑龙江的一名工人，70年代初，他因对当时混乱的“文革”环境不满，于是和哥哥一起向国内及香港有关新闻媒体写信反映情况，结果兄弟两人被人强加以“叛国罪”入狱，其兄被判死刑，庄被判处无期徒刑。庄服役13年后，这桩冤案才昭雪，平反并无罪释放后的庄晓斌仅仅获得当地政府1300余元的赔偿。出狱后，庄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了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赤裸人生》，旋即成为畅销书。

    我像许多感慨的路人一样，不由在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身边流连了好一阵儿。尽管我此时吃饭都很困难了，但我还是咬着牙卖了两本书，还特意让老庄在扉页上签上了他的名字。临离开时，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看，当我看到他们仍旧汗流满面地像身边那些叫卖老玉米、冰激凌和矿泉水的小贩们一起，大声兜售自己作品的背影，心中一阵阵酸楚，差点落下泪来。

    我十分佩服他和他妻子的勇气。这是一种毫不伪饰的直面人生的勇气。那几天，我又在西单和王府井的街头看到这对夫妻仍旧在叫卖他们的作品。据说，老庄的故事感动了那些城管老爷们，他们会对聚集在那儿的小贩大声呵斥，不是驱逐就是罚款，但却对这对患难夫妻网开一面，装作视而不见，以致那些嫉妒他们的小贩们还以为他与城管的人很熟，不知是出于敬畏还是为了拍他们的马屁，几个小贩也掏钱买下了老庄的书。而大部分的路人却对此熟视无睹。我看到那些衣着时髦的来往路人根本无视一个饱经风霜的作家的存在，他们的目光和表情、动作和语言也都是无动于衷的。

    庄晓斌在“致读者信”中写到：我不是世上最优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世上最艰难的作家。是的，这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在这次相识后，我们成为了朋友。但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却是在一年多后。其时，他那位与他相濡以沫、一起在北京街头卖书的贤惠妻子，那位可敬的嫂夫人，却是身患癌症晚期了。

    2001年初秋，我去看望老庄。当时他们一家子搬到了石景山区，住在距苹果园地铁不远的一个偏远的村庄里。这是一个独门独院的小四合院，有大大小小5间小房子，老庄的头发花白的父亲、身患癌症卧床不动的贤妻、他的儿子儿媳妇和小孙子，一家老少三代人全住在这儿。这个四合院每月的房租是800元，全家除了儿子在外摆个小摊贩卖蔬菜外，一家人的生计和所有支出几乎全是老庄一人支撑着；还有卧床不起的妻子治病费用。而此时老庄赖以为生的就是全靠手中一支笔写稿子。看到这家徒四壁的几间小屋子里除了书和小山一样的土豆（那是他儿子儿媳妇经常拿到村外去叫卖的），还有一阵又一阵刺鼻的药味，我几次差点落下泪来。这恐怕是中国作家生存状态中最为令人揪心的家庭吧！

    但老庄很乐观，如果不是眼前的窘境，谁也无法相信他此时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他竟然是如此生活，而且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