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敦煌又成热门话题。对于国人心中的这段痛史，我印 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敦煌是中华文物的顶级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经不在敦煌，也不 在中国，而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间，外国学者纷纷来到这里 进行掠夺性考察，把珍贵文物运回自己国家，致使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

    洞里的 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现今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几 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遭到如此严重的肢解，这在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

    第二，敦煌学是国际上的显学，但是，这门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分支学科的大本 营却不在中国，而在譬如说日本或者法国。这当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个直接后果，使得一 些西方学者得以捷足先登，占山为王。在此不利形势下，中国敦煌学的起步就成了中国学者 到海外追寻、抄写、研究文献的过程。由于政治动乱频繁和经济贫困，中国学者即使在这方 面也是举步维艰，拥有的条件完全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栋的敦煌学著 作面前，中国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数量上显得十分可怜，以至于日本学者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面对以上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感到痛心，同时又时常陷入深思。我不断问自己一 个问题：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继来盗宝， 洞内这些珍贵经卷和文书的命运会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会更惨。这个结论由一件 事便可推断，便是一九〇九年中国政府接管了藏经洞之后，决定把劫后剩余藏品运交京师图 书馆保管，结果是从敦煌到北京，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权谋私乃至监守自盗的 官员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文物至少都缴给了各自的国家，被他们的博物馆精心收 藏起来，日后尚可供赏析研究，而这些同胞所获的赃物却统统进了私宅，然后又大量地流失 于市场，敦煌这一部分藏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上坑蒙拐骗， 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性行为，他们运走中国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义行径。但是，我承认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经洞发现之时，清朝政权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极 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一切已经注定了洞内藏品的悲惨命运。外 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虚而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满载而归。而 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藏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糟蹋殆尽。像斯 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 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交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 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逊于 斯坦因。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 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中国，以区区布衣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性的腐败的。 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藏经洞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前途， 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出于民族自尊心，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但是，如果我真 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 怕是保存在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 不存在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