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她问。

    quot;谁？quot;

    quot;李惠民。quot;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他问好。

    quot;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quot;她问。

    quot;是的，已经动员了。quot;我说。

    quot;多久？quot;她问。

    quot;说是一辈子。quot;

    quot;让带书吗？quot;她又问。

    quot;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quot;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quot;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quot;

    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quot;好好照顾自己。quot;

    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quot;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quot;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quot;文革quot;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quot;反击右倾翻案风quot;和其它名目繁多的小运动，这些居然都让我逃过去了。古人说quot;因病得闲殊不恶quot;，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quot;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营养。quot;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quot;胡风分子quot;，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