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点仙风道骨，那么大年纪还每天爬山，有时居然亲自提一小篮子家栽时鲜水果，到半山小屋来送给我，让我既惊讶又感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读书室里交给我而要亲自送来，他说这是quot;礼数quot;。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听点广播，把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有一天他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险，于是我几经打听搬到一个庙里躲避。在庙里又住了不少时日，仍然天天去读蒋经国先生留下的那些书。那个读书室造得很坚固，即使发生地震也会很安全。沈老先生说，蒋经国先生从来没有充分利用过这个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简直就是为我造的了。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

    后来知道，这些年月，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而我则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冰冻封存了。直到二十年后，上海有剧作家在编剧之余突然构想起我的这段行踪，情节千奇百怪，甚至指派我担任了上海某写作组的组长，好像一个人在荒山中指挥着远处的斗争。我听到后总是大笑，说我的问题比他们想的严重得多。试想，我躲在国民党首脑的读书室里，与一个身份不清、但一提起蒋经国总不忘quot;先生quot;尊称的奇怪老人交往得不明不白，而且生活形态已近似quot;落草quot;。写作组总有白纸黑字的文章可以一篇篇清查，而这段quot;落草quot;的经历又怎么能说得清？

    但是，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天，我从两位过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证实，毛泽东去世了。

    五

    几年后，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的文章，十分惊叹，却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上海有一家大报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几天后报社编辑亲自来到我家，告诉我这篇读后感不能发表。原因是quot;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以，但我们报纸……quot;

    我问：quot;王元化究竟是谁？quot;

    quot;你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quot;那位编辑十分惊讶，quot;我还以为是由于你和他爱人同在一个学校的关系呢。quot;

    quot;他爱人在我们学院？quot;我好奇极了。

    quot;张可嘛！你真的不知道？quot;

    quot;啊？quot;这下我倒真是发呆了。

    过些天我有意识地在学校里找到张可老师，谈了这件事，也谈了我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张可老师开心地笑着，不断地说：quot;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quot;

    又过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师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王元化。除了约我见面，还谈到以前如何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话，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后来不知又默诵了多少遍：

    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当时对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quot;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quot;——至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