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并不难学，只怕中间脱了一段。他知道我是脱了一段的，我在湖州中学时没有学几何，而嘉兴中学却已教了一年多（三年级就有几何，而我是四年级的学生），计先生特地嘱咐同班中的quot;数学大家quot;帮我补课。

    但是那个英文教员（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却使我失望。原来此人是半个洋人，中文不过小学程度，他把辎重读成脑重，用的课本是文法读本合一的，据说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用的，但是这位教师对读本中的许多字，却不知在汉语是什么，反要我们查字典帮助他。

    国文教师有四：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朱仲璋。最后这位朱老师是举人，是卢鉴泉表叔的同年，我确知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但他们教的是古书。朱希祖教《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这可说专门到冷辟的程度。马老师教《春秋左氏传》。只有朱蓬仙教quot;修身quot;，自编讲义，通篇是集句，最爱用《颜氏家训》，似乎寓有深意。总而言之，这些革命老师是真人不露相；教国文的尚且如此，教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等老师自然更不用说了。教体育的老师干脆剃个和尚头。他的后脑有隆起的一块，喜欢说笑话的代数教员常常当众摸着体操教员这异相而称之为quot;反骨quot;，体操教员似乎很自负有此反骨，一点不安的表情也没有。这是唯一的真人露相。

    中秋晚上，四年级和别级的同学买了月饼、水果、酱鸡、熏鱼，还有酒，请三位老师来共同赏月。教几何的计老师病了，教代数的老师适值新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自然要在家陪师母赏月，只有这位有反骨的体操老师来了。那晚大家都很痛快，谈的痛快，吃喝的痛快。体操老师似乎多喝了酒，公然当着许多同学，拍拍自己的反骨，哈哈大笑道：“快了！快了！quot;

    嘉兴府出过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党，陶焕卿。但在我到嘉兴中学时，陶早已牺牲。那时在嘉兴城里住的，似乎有范古农，只有绝少几个年纪大的老同学知道老师们有时到范府quot;听讲佛经quot;。我想，革命党如何信佛？他们大概是在范府上会见外地来的革命党，互通消息，讨论起义的时期和方案，而以quot;听讲佛经quot;为掩护罢。

    终于，武昌起义的消息，由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的一个四年级同学带回来了。立刻轰动全校。那天晚上，代数教员又到我们的宿舍闲谈，就有几位同学问他关于quot;武昌起义quot;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后来临走时他指着自修室里的几位未剪辫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给大家一次兴奋的，是第二天午饭后计仰先的quot;闲谈quot;。他一进自修室，就对装假辫的同学说：假辫子用不着了。接着他兴奋地谈了各地的消息，因说话太急，有点气喘，脸也涨红了。

    当天下午就有几个同学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报。这是等候上海开来的火车到站后，上车去和旅客情商，买他们手中的上海报。偶尔逢到有人下车来，那就几个同学围着他抢买。

    但是第二天，全校的光头忽然都装上了假辫。据说是有一位走读的同学，光头上街，大受路人注目，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所以全校的光头不得不临时戒严。

    接连几天，时局没有发展，也照常上课。但计仰先请了假，由代数教员代课。也仍然有同学到东门火车站去买上海报，但更难买到了。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在自修室，忽然体操教员来了，看见人少，似乎很扫兴，迟疑片刻以后，就叫我和他一同到东门去走走。我不知道上海来车何时到站，体操教员似乎也不知道，到了车站，上海来的火车刚刚过去，自然买不到上海报。体操教员很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