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就同我到车站附近一家小酒店吃酒，自然是他请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

    以后是学校里的空气紧张起来了，不为别的，而是为了领不到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也提出来了，而上海光复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实现。离校回家的早晨，我听得同学们传说，光复上海的志士们中间有我们的几何教师计仰先。并且听说杭州也光复了，这也有计仰先在内。我到家时的第一句话是：杭州光复了！

    此时乌镇的驻防同知是个旗人，因而大家怕要流血。但商会筹得一笔款子送给那旗人，他也就悄悄地走了。商会义办了商团以防土匪，商团的枪枝是驻防同知留下的。

    以后学校来信通知开学了。我到校时，才知道几位老革命党其中有计仰先和三位国文教员（朱仲璋不在内）都另有高就。校长方青箱任嘉兴军政分司，更忙，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quot;革命虽已成功quot;，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我们当然不服，就和学监捣乱，学监就挂牌子，把捣乱的学生记过，我是其中之一。大考完了以后，我、凯叔和一些同学，游了南湖，在烟雨楼中喝了酒，回校后就找学监质问：凭什么记我们的过？还打碎了布告牌。我不曾喝酒，也不曾打布告牌，然而我在大考时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学监，并且在封套上题了几句。

    我回家后约半个月，学校里寄来了通知，给我以quot;除名quot;的处分，但还算客气，把我的大考成绩单也寄来了。这个通知，是母亲先看到的，她十分生气，问我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没有。母亲不信，派人请凯叔来。不料凯叔来到，不等母亲开口，便取出一张通知给母亲看。母亲一看，是同样的除名通知。于是凯叔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母亲听说是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就不生气了。只问我，今后到何处去读书。我不想回湖州中学，一时无话可答。母亲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quot;

    后来，凯叔转学到湖州中学去了。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后说的。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杭州去。我并没一定的目标，但知道杭州有二、三个中学（包括一个教会办的）。母亲却怕我一个出远门，许多事不熟习，首先是住在什么地方。我家纸店的经理听说我要到杭州去投考学校，就说，杭州一家纸行，和我家纸店每年有二、三千大洋的交易，纸行的收帐员一年两度来乌镇收帐，彼此极熟。他写封信给这收帐员，包管可住在纸行。

    母亲觉得可靠，就让我一人去了。此时是阴历十一月，正冷，母亲叫我穿了羊皮袍去。我到了杭州，找到了那纸行，拿出介绍信，一个五十来岁穿猫皮袍子的人自说他就是常到乌镇收帐的人，而且仿佛还见过我。这个纸行规模不小，有客房，收帐员引我进一间房，说，你们店的经理来看货样，就住在这间房。

    住定以后，我找报纸来看，才知道只有私立安定中学招考插班生。第二天上午纸店派一个学徒送我到葵巷的安定中学。出我意外，要插四年级下学期的，只有我一人。考试很简单，只考国文、英文。我怕纸行的学徒等得不耐烦，匆匆忙忙完卷，留下住址，就回纸行。这时我考虑，是在纸行等候考试结果呢，还是先回家去。纸行老板此时也知道我是乌镇泰兴昌纸店的小老板，便留我多住几天，派那个收帐员陪我游了西湖，还在楼外楼吃了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