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一千五百元），自父亲逝世后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七千元之数。母亲把七千元分作两股，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三千五百元。因此，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母亲因为卢表叔此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我若到北京，卢表叔会照顾我，因此，她就决定我去北京大学求学。七月下旬我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开的山货行中（他是曾祖父八个兄弟中最小一个兄弟的儿子）。这时我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报第一类的，只考国文与英文。我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

    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与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考试完毕，堂房叔祖（可惜我记不其他的名字，只记得是个跛脚）留我多住一、二天，派山货行的学徒陪我游了上海邑庙等。此时上海电力公司供电不足，电灯用户极少，堂叔祖的山货行用的是煤气灯。

    我回家后，天天留心看《申报》。因为被录取者将在《申报》广告栏刊登姓名。等了约一个月，果然刊登出来了，却是沈德鸣，家里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故而错了。幸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这才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这是一九一三年夏。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

    这年我虚岁十八，实岁十七。

    四叔祖吉甫（即凯叔之父）在上海一大商人那里做家庭教师，实际上却代这大商人写同行中来往的信件，尤其是这个大商人巴结官府的禀帖。

    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谢的，叙述家世，原来这姓谢的父亲也和曾祖父同在梧州做官，因而彼此间凭此世谊，往来亲密。四叔祖知道谢家一个儿子名唤砚谷的，也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就约他和我同乘轮船到天津再转乘火车到北京。谢家十分愿意。四叔祖就写信通知母亲。母亲正愁我路上少伴，得信后十分高兴，并函四叔祖约定于七月中旬动身。

    我届时到了上海，也住在四叔祖那里，等待谢砚谷。那个大商人知道我是去北京求学的，对我很客气，派人陪我到处玩玩。上次来考预科时，我曾住在堂房叔祖的山货行里，这次我又来了，理应拜见他老人家。

    这样，热闹地过了二、三天，然后同谢砚谷乘轮北上。在这两三天内，我跑遍了上海各书坊，无意中买到一部石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在三日三夜的海程中，我与谢砚谷相处极熟。谢比我大二、三岁，人情世故相当熟练。他见我经常翻阅那部百三家集而感到诧异，我也为他朗诵的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樊樊山的《前彩云曲》与《后彩云曲》而感到同样的惊异。“书不读秦汉以下quot;是我的教条，自然不知明末的吴梅村与晚清的樊樊山。我与谢砚谷恰好走了个反面。他是未尝读秦汉以上的书，我是未尝读元、明以后的书。这三日三夜的海程，成就了我和谢互相补课的机会，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的。

    我知道谢的姐夫在天